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干部[作者：高波]
　　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的“打虎”行动有目共睹，人心大快，信心大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这对于巩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果，提升治理腐败科学化水平和权威性、效率性，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反腐法治化，既是法治建设增长极，也是治理腐败制高点。它有两大基础模块：一是立法，重在“立法必良”;二是执法，贵在“立法必行”。应当看到，这两方面仍有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如法律“网眼”有疏有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个别有部门利益倾向的“恶法”成了反腐“拦路虎”，选择性执法造成肃贪压力衰减的“漏斗效应”等。
　　众所周知，“权力入笼”是反腐必由之路。在我国，权力囚笼实有两重，即“纪律之笼”和“法律之笼”。这本是巨大优势，在惩治打击上可有倍增效果。然而，如纪律与法律间“缝隙”过大，或衔接不够有断层，却会带来反向效果，既造成执纪困境，也凸显法治滞后，甚至有执纪量刑“两头不靠”的尴尬。如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黄志光受贿案，公诉机关虽认为其捐往寺院的百万贿款属受贿，但法院却未予认定。围绕该案的争议，涉及司法技术，也直指深层法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