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顺之后，便达至化境。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指出：“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换言之，柳氏认为孔子之所以能够从心所欲，是因孔子自认内心的欲望不会超出社会规矩的范围，孔子有这样的道德自信，可以估量内心欲望是在规矩法度之内的。依柳宗元之理解，规矩是内心欲望的隐形前提，只有“不逾矩”的欲望才可“后纵之”。反过来讲，“逾矩”的欲望不可以随便遵从。其实儒家亦承认人在现实生活中，确有各种不合礼法、不合规矩的欲望。在这一基本预设下，人心的各种欲望若不加限制，不以“道心”“天地之性”加以引导，人便随着自身欲望之横流而蒙蔽良知，从而生出恶念、做出恶行。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即经过长期的自我修养和自我控制，达到一定的人生境界，内外打通，社会的规矩即我自身的规矩，社会规范内化为个人的生活信念，因而社会规矩对我而言，就不再是约束，反而是内外相证、从心所欲的试金石。这种“自由”是一种道德境界，是此心纯然天理的境界，是一种不去挑战世俗礼法的心理自在。因为此时，心就是法，法就是心，人在规矩允许的范围里体会从心所欲的自在。
　　当然，世上诸事，往往知易行难。至于此三重境界，钱穆曾指出，“学者所能用力，亦在志学与立与不惑之三阶程。至于知天命以上，则非用力所及，不宜妄有希效。知有此一境，而悬以存诸心中则可”。或许凡人终其一生，也难将修境、悟境与证境践履殆尽，唯有默默悬于心间。君子何为？便是读书人在不断学习、修炼中竭力向理想状态靠近而已。这恐怕便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妙处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