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选择的政府总理，是在朝鲜时即与他订交的唐绍仪。但是，不出3个月，唐挂印而去。为什么？当时直隶都督空出位置，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王芝祥，唐绍仪签请袁世凯委任，袁也同意。但后来袁改了主意，未经国务总理副署，便径直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兵，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如此执意而为，责任内阁制约总统袁世凯，岂有可能？再以袁世凯向四国银行求款而论，当时的财政总长熊希龄，几乎事事请示袁世凯，责任内阁根本没有话语权……“旧”袁世凯选择的内阁部长，几乎都是他的属下，如此安排下，用一套责任内阁制度来制约，也是想当然。即使如唐绍仪那样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总理，制度给予他的权力与实际他能够拥有的权力，相差何止千里。
　　西方制度的本土化，尚且需要时日，何况这套本是基于不信任且因人而设的制度。制度崇拜的失败，此为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