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定人心，挽回不良影响，仲勋邀请学生家长到绥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并召开有学生家长参加的校内外3000人干部群众大会，进一步宣传党“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防奸政策。从那以后，绥师的运动逐步走上了稳妥健康的轨道。随后，顺利地转入审干整风阶段。

　　在仲勋的直接领导下，绥德地区审干整风的甄别工作进行得扎实、果断、有力。仲勋在作整风报告时说：“对党要忠诚，不要说假话，说假话就会起到破坏运动的作用。”他还说：“我们党讲党性，我看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他写报告给中央和西北局，建议立即停止“逼供信”，纠正“左”的偏向。这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要冒政治风险的，实属不易。

　　在绥师防奸运动中，我经常作为学生代表担任大会主席团成员，运动后期参加绥师党总支工作，担任总支委。由此我和仲勋在工作中接触的机会就增多了，彼此增加了了解和信任。这年冬天，他正式向我谈起婚姻大事。他写信说：“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他请李华生、宋养初和我谈话，介绍他的情况。仲勋还告诉我，何长工同志（我在太行抗日前方抗大一分校学习时的老校长和抗大总校工作时的教育长）曾写信向他介绍我。仲勋让我写了一份自传直接交给他。当时的我，用我姐姐齐云的话说“是一张白纸”，因此，自传也就写得相当简单。有趣的是，当仲勋看到我为早日参加革命队伍，曾盲目地从家里偷跑过两次而都被父亲追了回去的叙述时，笑着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但在当时，我对仲勋的历史还不了解。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久，经组织批准，我和仲勋在绥德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