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从严治党的命题，也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党的建设科学化不应单纯是制度构成的科学化、组织建设的科学化、工作方式方法的科学化，就如同现代化不仅是物质生活的现代化，还包括精神生活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概而言之，科学化必然包含人文性和包容性，真正体现人的作用。

在党的建设中，人文性主要表现为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和自身修养。我们所强调的“忧党之心”和“兴党之责”如何才能得以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党性”。而“党性”更应被看作是一种理性、一种修养。

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中国社会、文化土壤上的现代政党，它不能不带有深深的胎记和传统的烙印。中国革命需要先进政党领导，才能取得胜利，但中国的先进政党又是要通过艰苦的斗争锤炼、建设，才能够逐步克服自身弱点，进而走向自觉、成熟。从思想史的角度着眼，对于这一点，我们应有足够的理性认知。然而，在党诞生的初期，党内对自身的真实特点还不可能有完全清醒的、准确的认识。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着手分析中国的军事斗争、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的基本特点。

与毛泽东进行探索的同时，党内其他领导人也在思索着同样的问题。抗日战争中，刘少奇着重对中国共产党的真实特点等问题，曾经进行过进一步理性思考，至今还能使我们从中得到启迪。

刘少奇把共产党员的人格修养放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去理解，提倡在继承当中的“扬弃”。他举例说，“孟子说过，在历史上担当‘大任’起过作用的人物，都经过一个艰苦的锻炼过程，这就是：‘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总之，“我们的修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这是我们超越古人的地方。

就学科性而言，在党的建设研究中，最应优先考虑的就是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历史，要努力使“党史和党建”整合起来。让党的建设连接党的历史，使党史与历史相通达，形成广阔、开放的学科领域。

事实上，这不仅是学科性的需要，也应视为党性的要求。党性不仅表现在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性，严格的纪律性以及对党的忠诚，还应该体现在具有理性修养和科学态度，善于思考，具备分析问题的能力。这样来概括共产党人的党性，反映了时代的需要，政党的健全发展的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选择。

如果这个定义成立，自然引出党员的理性修养问题。共产党员的理性修养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是历史问题。理性修养亦是一个人文历史的概念。提高共产党员的理性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对党员开展必要的历史文化教育。通过历史和文化的教育，对党员注入不可或缺的认知理性。只有他们掌握了判断、理解和分析问题的历史观、方法论，才能对所遇到的问题产生深刻的认识。

那么，历史和文化教育究竟应从何处入手呢？我认为，针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的现实思想状况，尤其要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和思想原则，深入进行党的“历史决议”的教育。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