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高度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风险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境遇，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合法政党，必须不断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

    当前面临风险的主要特点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相比任何一个国家而言，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风险更加具有多样性，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风险等类型都会产生，而且数量更多，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一是从风险的源头看，具有发展阶段的叠加性。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脱胎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母体，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适逢发达国家带动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近年又遇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革命，这五个历史过程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风险往往会出现封建性、计划性、资本性和后现代化的混合叠加，前现代化、中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三个发展阶段特征的叠加，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转型社会的三个发展形态的叠加。二是从风险产生的主客观关系看，具有主观内生性和客观外生性特点。任何问题的产生都有主客观原因，从风险的成因看，主观原因是内生性风险，是因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客观原因是外生的，是由党和国家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党强则国盛，只要党自身肌体健康、足够强大，就可以化解各种风险，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国际领域的风险。三是从风险压力结构看，“五位一体”的供给和需求非均衡进展，非经济风险压力增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状况看，我们“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间，总体判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走在前面，其他方面的建设滞后于社会公众发展需求。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和创造机会，合理引导、理性处理这些多样性的需求，这种供给结构和社会多元化需求结构的非均衡状态长期持续，得不到满足的需求长期积淀下去，很容易转化为非理性追求，进而衍生为与现行法律、政策等相违背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成为危及社会安定和执政地位的风险。

    提高抵御风险能力的建议

    要从全局和整体布局风险的应对，防止出现战略风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运行机制决定了，基本方针路线等宏观战略决策，是统领各种制度改革和政策调整的指挥棒。我国任何一个政府制定与执行政策的具体行为所产生的风险，都是政府总体战略决策风险的一部分。如果政府总体战略是高风险战略，那么，任何把这个总体战略具体化、可操作化、政策化的政策制定与执行行为，也必然是高风险的。因而，在社会转型期，我国防范、应对各种执政风险的制度和政策，一定要和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结合，做到步调一致、统筹解决。

    建立国家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提升党和国家的数字化管理能力。相比较世界主要国家而言，我国的数字化风险管理体系尚未形成，一些决策是基于以往经验和事后问题应对，颇显陈旧和被动。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专设或者民间机构，提供国家风险评级指数，运用不同的方法把特定国家一系列定性和定量的信息整合为一个单独的指标以反映国家风险的高低，同时，部分机构专门对国家风险类型进行评级，如信用风险、经济风险和汇率风险、政治风险和腐败风险等。我国应当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方法，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构建风险的评估指标体系，用现代化技术手段为国家战略和风险应对提供理性判断的依据。

(来源：学习时报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