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拥抱到决裂——毛泽东与张国焘（之六）

毛泽东告诫全党，对张（国焘）不能“求善太急”

距离陕北越近，张国焘心情越是忐忑。

1936年10月10日，他致电中央，提出尽早与毛泽东见面，询问会面地点。

当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驻在保安，路途较远，彭德怀带领的红一方面军前敌指挥部驻打拉池，距会宁仅两日路程。中央决定先派彭德怀代表红一方面军主动去会宁会晤张国焘、朱德，然后再派周恩来代表中央从保安前往迎接。

对于处境困窘的张国焘，毛泽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度、宽容和耐心。他几次致电脾气火爆的彭德怀：“为求党与红军的真正统一与顺利执行当前的任务，对国焘与其他同志不可求善太急。我们的政策应表示他们的信任。准备经过长期过程，使国焘及其他干部逐渐进步，估计他们是可能进步的。”

据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对派出去迎接张国焘的干部，交待细到了称谓上：

三军会师时，中央在保安，毛主席派周恩来去把朱总司令和张国焘接来，要我也去。临走时，我去向毛主席请示，还有什么事要交待。主席嘱咐我说：你见到张国焘，切记要叫他总政委，不要国焘、国焘地随便叫。他知道我和张国焘在上海一起工作过，比较熟。可见毛主席当时对处理张国焘的问题很谨慎，因为当时四方面军不少同志对张国焘的面目还没有认识清楚。

如何处理同张国焘的关系，中央政治局常委于10月14日和16日召开两次会议，确定了三条原则：

一是通过张国焘整理红四方面军。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红四方面军拥护中央是有诚意的，对四方面军应该有个整理，并且应该经过张国焘，才顺利些。我们应该帮助他，使他的进步更顺利，并经过他将四方面军整理好。

二是派林育英前去完成政治上统一的任务。由于林育英此前在党内纠纷中以共产国际代言人的身份担任“调人”的角色，张国焘要求在与中央会面之前先与林育英晤谈。中央常委会决定派林育英前去四方面军，完成政治方面的统一，将四方面军的政治、军事、文化水平提高一步。毛泽东叮嘱林育英：“关于国焘过去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原则上是不说的。”

三是重申张国焘总政委的职权，由总司令、总政委指挥全军。中央在10月11日发出指示：“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新的伟大战斗即将开始，为统一指挥起见，拟请朱、张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这实际上是赋予了张国焘前敌总指挥的实际领导权限。

在获知中央善意后，张国焘情绪得到最大程度的平复。此后三站，他分别见到中央前来迎接的重要将领和高级干部，又开始了另外一个层面的担忧。

张国焘北上的第一站是打拉池，遇到了老部下、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在打拉池，张国焘呆了两个星期，多次与徐海东交谈。在交谈中，他得知毛泽东在陕北有了一个新称呼“大救星”，原因是他刚到陕北，就下令“刀下留人”，把被政治保卫局拘禁、准备处决的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高岗等人都救了下来。

徐海东仍然称呼张国焘为“张主席”，态度一如过去那样谦逊，但他分手前的劝告很有意味：“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

接下来的一站是同心城。这时，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前敌指挥部移驻到了同心城，通过电话与张国焘取得联系，表示准备去会宁接他。张国焘很大度地表示，还是自己和朱总司令亲自来。

两人一见面就擦出火花。彭德怀寒暄后，在队伍中找不到徐向前和陈昌浩的身影，问道：“向前和昌浩同志呢？”

张国焘说：“他们可能要晚两天到。”

过了两天，彭德怀还是没有收到徐、陈跟进的消息，径直跑到张国焘的处所，质问到：“陈、徐两人怎么还未见到？”

张国焘皱着眉头说：“他们正在准备渡河事宜，不过来了。”

彭德怀觉得张国焘说的和做的是两码事，怀疑他搞鬼，很生气。

在交谈中，彭德怀介绍了中央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策略的转变，通报红军正与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张国焘一向不喜欢热衷政治的军人，对彭德怀印象不好：“这是我与彭德怀第一次共事，我觉得他是一个富有作战经验也有政治欲望的一位军人，他处理军事问题显得精明机警，性格倔强自信，他爱谈政治，对于西北抗日局面，抱有极大的期待。”

第三站是河连湾，周恩来在此恭候。周恩来通过与张国焘会晤、与四方面军干部座谈、到基层连队慰问指战员等形式，介绍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中央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情况。会面前，张国焘还停留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作战和土地革命为核心的阶级斗争的思维上，对于日本侵略军全面压迫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华北抗日学生运动高涨、共产国际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贯彻和中共中央关于在西北进行统战工作的情况，毫无所知或者知之不多。在交谈中，多数时间陷入沉默，主要是周恩来侃侃而谈，而他扮演着倾听者和提问者的角色。他突然觉得世道变了，他已经落伍了。

尽管有落伍之感，但张国焘仍然底气充足。

三军会师后，从实力上讲，仍然是四方面军一支独大。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对各部人员进行统计，结果是，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红二方面军1.1万人，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在全国8万红军中，红四方面军约占50%，是红一、红二方面军的总和。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张国焘之所以一再隐忍，告诫全党不能求善太急，既是出于更好地团结同志的良好愿望，也是出于尊重当时的军事力量现状。

张国焘精心弈出三招臭棋

三军会师，原本可以成为张国焘重新崛起的起点，但最终成为他坠入政治低谷的界碑。

他在半年时间内连下三招臭棋。

第一步棋是挑战中央战略方针，导致被解除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

1936年10月，遵照中革军委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一部渡过黄河，计划通过内蒙或新疆向苏联靠近，取得军事援助；红一、红二方面军主力和红四方面军剩下部队在黄河以东地区击破国民党南线重兵集团的追击。

围绕红军的行动方向和战略计划，毛张之间再次出现严重分歧。

作为战略策划者，毛泽东思考的重点是首先制止南线之敌的疯狂进攻，为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渡河北进创造条件。25日，中革军委向红军总部及三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出《关于击破南面之敌的部署》，提出第一步的重点应集中于击破南面之敌、使其停止追击步伐，第二步的重点是渡河北进。

作为红四方面军的实际领导者，张国焘思考的重点是尽快离开国民党重兵云集的河东地区，率先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允诺的武器装备。对他知之颇深的陈昌浩后来回忆说：“他（张国焘）是反对会合的，一会合其王国就垮台了。到岷州后他又要西进，到会宁后他又要我们全军渡河。为什么全军过河，他一个人留下来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国际路线，取得了援助，军队机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对他是无可奈何的。”

当时苏联允诺的军事援助十分可观。共产国际书记处在10月18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确了援助物资的数量为“五百五十吨至六百吨”。

想法复杂的张国焘以他、朱德和彭德怀三人的名义，向中革军委和二、四方面军领导人发出《关于夺取宁夏的作战部署》，对三个方面军下一步作战任务提出建议：

四方面军主力应速渡河，抢占一条山、五佛寺、永登、红城堡、古浪一带，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并对兰州北进之敌进行有力阻击；留出一部机动部队于一条山、五佛寺之线，以便将来适时协助一方面军在中卫灵武段渡河。一方面军主力应速集结同心城、关桥堡地区，准备渡河；二方面军接替南面防线，迟滞敌人追击。

这封电报发到彭德怀手中，引发了雷霆之怒：“白日撞见鬼了，这是哪个‘彭德怀’署的名？！”

张国焘以朱、张、彭署名时有一处疏漏，既没有事前同彭德怀商量，也没有事后向他打招呼。

彭德怀自从在打拉池与张国焘相见以来，诸事恼火，开始是久见徐向前、陈昌浩不至，接着是张国焘屡次违背中央既定的作战原则，这次又是以先斩不奏的方式直接挑战自己的尊严。他立即致电毛泽东、左权、聂荣臻，愤怒之情溢于电文：“前二十五日前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的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迫于毛、周的压力，张国焘同意暂停四方面军其他部队过河，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准备击破从南线追击的胡宗南部。中共中央构想在海原、打拉池地区，以诱击胡宗南先头部队一两个师为目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任命彭德怀为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组成前敌总指挥部。29日，彭德怀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共6个师集结于古西安州、麻春堡、陈家湾一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集结于打拉池以东干盐池一线，组成突击集团，从东西两翼歼灭胡宗南先头师；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和第五军在靖远、打拉池一线钳制敌第三十三军和三十七军，保护突击集团右翼安全；红二方面军主力北进到海原以北或西北地区，保护突击集团左翼安全。

张国焘对海打战役提出疑问，特别是对使用第三十一、第四军的方式提出异议。他在给军委的电报提出：“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争取时间之利。”毛泽东、周恩来立即回复，再次强调：“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请二兄握此中心关键而领导之，除九军、三十军已过河外，其余一、二方面军全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统照德怀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战而胜，则全局转入佳境矣。”

在实施中，海打战役最终流产。彭德怀认为主要原因是张国焘从中作祟。他在自述中写道：“张国焘到了打拉池后，敌王均两个师尾追四方面军被截断部分前进。我与张国焘面商，只要被截断部分在正面阻拦该敌前进，一军团即可从追敌侧后进攻，在打拉池布置伏击阵地。这样消灭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还可与四方面军北渡主力取得联络。张口头同意，却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坏了当时的作战部署……（11月1日）我又与张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伏击阵地，歼灭王均部。他口头同意了，实际上又令四军东撤了，使伏击计划又被破坏。”

红四军军长王宏坤，坚决否认接到过张国焘的上述“密令”：

我们从蒋家大路往北撤的时候，上面曾经决定由彭德怀同志统一指挥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和我们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集中在海原、打拉池一带歼敌胡宗南一两个师，但是，敌人同时来的除了胡宗南部，还有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等部，敌人很集中，我们打不了敌人，于是继续向北转移。

有人说，这一仗没有打是因为张国焘发电报秘密命令王宏坤撤退，破坏了作战计划。但是，事实上，我没有接到过这样的命令。有电报以来，我也没有单独接到过张国焘给我的电报命令。

由于当时的军事命令均是以中革军委、红军总部或朱(德)、张(国焘)的名义下达的，因此，各作战部队对于哪些是中央和军委的决定，哪些是张国焘以中革军委或红军总部名义下达的个人意见，根本无从分辨。

为消除前线的混乱或不协调现象，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各个方面军，“一切具体布置及作战行动，各兵团首长绝对服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之命令，军委及总部不直接指挥各兵团”。随后，张国焘由陇东前往陕北，离开了前线，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前线部队统交你指挥，当可放手去做”。为加强前敌总指挥部的力量，中革军委还任命任弼时为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与前敌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刘伯承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12月7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决定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从这一道命令开始，张国焘虽然仍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和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但已经失去了对军队(包括对隶属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和四军、三十一军)的直接指挥权。

第二步棋是在西安事变中坚决要求“杀蒋”，成为他政治上短视的笑柄。

1936年12月上旬，张国焘、朱德率红军总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

保安是陕北根据地的首府，被张国焘称为一生中见过的“最荒凉的县城”。保安最多的是窑洞。中央领导人集中住在一座小石山上，张国焘分得一孔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人结为邻居。

到陕北不久，发生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成为衡量当时中央领袖们判断力和预见力的一把标尺。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后，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议对策。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变，毛泽东采取谨慎的态度。他第一个发言，提出一系列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

在他之后，政治局有9个人作了发言，其中三个人最引人注目。

态度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在西安事变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接着，他自问自答地说：“内乱是不是可免的？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最后，他提出“杀蒋”的主张：“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与张国焘观点相反的是张闻天。他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赞同张闻天的观点，不同意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他说：“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和抗日并列”。

张国焘不了解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已经由反蒋抗日发展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已经不将“反蒋”与“抗日”并列了，“反蒋”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抗日”。毛泽东关于“又要反将，又不反蒋”的策略萌发出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指导思想。

几天后，毛泽东和政治局进一步分析判断形势，做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这一决定遭到张国焘的反对，他三更半夜跑到毛泽东的窑洞，坚决要求杀掉蒋介石。这件事后来被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举例，用来说明张国焘的政治上的短视。

毛泽东认为预见力是领导力的最重要内涵，对此他非常自负，而且号召全党高级干部都要拥有这一能力。他后来在七大结束时有段形象的比喻：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东西，并能掌握它，这才叫领导。

第三步棋是在延安会议上百般抵赖、掩饰、辩解分裂红军和另立中央的错误。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居延安，中央高层开始对张国焘所犯错误进行批判。迫于压力，张国焘在2月6日向党中央提交书面检讨。检讨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做《从现在来看过去》。

张国焘写这篇文字，煞费苦心。文章一开头便有大段自白，虽然极其啰唆，但用意却是很明显：

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和党的路线的一个坚决执行者。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和整个红军中的一个战士，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后，我执行着十二月会议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也不是代表红军中的某一个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因为这是我坚决不愿意做的，没有什么理由使我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而且认为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都不应当这样做，因为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所不容许的。

我说上面这段话，我觉得是有充分理由的，没有丝毫虚伪。

对于长征途中的倒行逆施，张国焘把它描绘为分歧和分歧留下的“余波”以及“微痕”。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扭扭捏捏地承认了五条错误：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第五次“围剿”的客观情况，包括敌人采取的战略战术的特点和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特点。

第二，抹煞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雄业绩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精神。

第三，过分估计了中央红军所受损失，对北上方针表示怀疑，进而提出了在西北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意见。

第四，对中央苏区在党、政权和军队等各方面的建设成绩估计不够，不理解和不接受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缺点的批评。

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阻的条件下，认为北上会沦为长期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因而执行南下战略，由北上与南下的军事争论发展到对中央路线的不正确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即使是在最关键的南下搞分裂这一点上，张国焘也一再强调：“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与北上也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

张国焘美化自己、抵赖错误的态度，引起党内多数领导的愤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克全（凯丰）用了10天的时间，写成了长达3万多字的批驳文章，从13个方面揭露张国焘错误的表现、实质和根源。3月27日，凯丰的长文以《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为题公开发表，实际上成为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序幕。

在同一天，正在延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延安会议）转入第二个议程——讨论张国焘的错误。

延安会议第二阶段从3月27日到31日，除了参加第一阶段会议的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张国焘、彭德怀、林彪、贺龙、任弼时、博古、凯丰、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外，还增加了红军军以上的干部和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与会者人数由第一阶段的26人扩大到56人，相当于一次党内、军内高级干部会议。

会议第一项议程，由张国焘做检讨。他表示：“关于我的错误，我前次的文章，已经觉得不够。我是路线错误，是退却逃跑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

在张国焘检讨之后，与会者纷纷发言，从各个方面清算他的错误。

原在红四方面军中工作的傅钟、王维舟、倪志亮、李井泉、陈赓等同志,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揭发了张国焘所犯的许多骇人听闻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比如:“肃反”中乱杀人问题，军阀主义作风问题，随便打骂士兵和群众问题，长期进行小组织活动问题，分裂党、分裂中央的问题，造谣挑拨一、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干部政策上任人唯亲、打击异己问题。

在众多发言中，有三个人的发言，给张国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个是朱德。这位在长征中饱受张国焘围攻、凌辱的老帅采取了以德报怨的态度，他用严肃而沉痛的语气说：“卓克基会议成立临时中央，我曾竭力劝阻，但是他就是不听，现在大家都知道错了吧？在我看来，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国焘同志还有那么一些北大的气味。”他的温和态度，令张国焘感到意外。

第二个是贺龙。他在发言中说：“张国焘！你是知识分子出身，又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可以说是共产党出身。而我呢，则是土匪出身，又当过军阀，也可以说是军阀出身。当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

贺龙犀利的锋芒和画龙点睛的概括使会场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

第三个是毛泽东。他高人一筹地从哲学观谈起：

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见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老是将自己描绘为实际家，恰恰证明他是真正的经验论……张国焘在鄂豫皖初期还不能说是机会主义路线，自从打了刘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机会主义路线。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了个联邦政府，还要造一个政治局。会合后，中央要他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中央尽力迁就他，安他一个红军总政委。但是，一到毛儿盖，就反了，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组成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红军是不能干涉党中央的路线的，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

在结束发言前，毛泽东与人为善地说：“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在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应从头做起。”

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最后发言。他代表中央提议：“对国焘同志本人目前还是帮助他，组织上还是不做结论为好。”与会者接受了这一处理建议。

3月31日，延安会议在通过《关于张国焘的错误的决定》后闭幕。

延安会议后，中共领导人向张国焘伸出了挽救之手。

毛泽东笑着鼓励他说：“自入党以来，我曾三次被开除出中央，受过八次严重警告。被批评为军阀、土匪并不要紧，关键是要改正错误。”

德高望重的林伯渠自己掏腰包，邀请张国焘聚餐，语重心长地劝道：“中共领袖们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缺点，现在大家都要顾全大局。我对泽东这样说，对你也这样说，关键是要团结一致，体念时艰。”

受形势所迫，张国焘于4月6日写了第二份检讨书——《关于我的错误》。他不仅完全同意中央的决定，而且大声疾呼：“我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在四方面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在党中央的路线领导下，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经完全破产。”

加速张国焘政治下坠的三块重石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1937年下半年，困厄中的张国焘接连遭遇三块政治巨石。

第一块重石是西路军覆没。

1937年3月，在河西走廊奋战6个月的西路军终于失败，组成西路军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和第五军共计2.18万余人大部牺牲。消息传来，张国焘预感到党内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他应对之策是将责任推给尚在逃亡中的陈昌浩。

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返回延安，面见三位中央领导人，汇报西路军问题。他们的态度各异，给他的感受大不相同。

毛泽东最温暖。凤凰山下，简陋的窑洞内，毛泽东接见了心情沉重的徐向前。他只是简单地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然后宽慰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徐向前备受感动，提出陈昌浩下落不明，自己非常担心。毛泽东立即下令部队进行寻找。

张闻天最严厉。他在听取汇报后，噼里啪啦地责备了一顿。徐向前没吭气，心里想：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

张国焘最邪恶。他见到徐向前后，先是拉着徐向前的手，叫道：“你黑了，瘦了。”然后话归正题：“西路军的事，你没有责任，我没有责任，都是昌浩弄的！”

直到晚年，张国焘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他在《我的回忆》中用借托他人的方法再次辩解道：“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们，主要是第四方面军的干部，则认为西路军的失败，是陈昌浩同志的指挥错误，如果张国焘同志也过了黄河，亲自策划指挥，则不会失败，反会胜利。”

徐向前也认为陈昌浩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但是他认为陈所以犯错的重要原因在于受过去跟随张国焘这一历史包袱的拖累。他说：

(陈昌浩)他是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也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情绪在内。党内斗争，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陈昌浩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总结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当事人。1937年春，他返回延安后写成《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认为“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的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报告上交中央后，遭到严厉批评，中央要求陈昌浩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在政治高压下，陈昌浩再次出现徐向前批评的“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逆转，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结论是：“西路军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

更为甚者，陈昌浩在史实上也有违心之述。他说：

我们率三个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违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命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是执行他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

有什么比西路军一把手的“供述”更权威、更有冲击力和杀伤力!

应该说，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检讨，也是一个极力向中央决议上靠的检讨，为此，陈昌浩违心地将西路军的失败与执行张国焘路线不恰当地联系起来，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一揽子包了下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终究不是实事求是的。

非常反常的是，一向锱铢必较、死不认错的张国焘竟然也很“配合”地承认了错误。他向毛泽东、张闻天表示：“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

张国焘、陈昌浩的上述表述，使罪有应得与罪不应得纠缠绞绕在一起，给西路军将士及其幸存者蒙上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阴影。

第二块重石是抗大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集体出走事件。

1937年春，在为期三个月的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中，出现了以许世友为首的30多名红四方面军将领密谋集体出走事件。

出走事件的起因是批张斗争中没有将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干部区分开来，过火斗争引起偏激情绪。

事件发生后，中央首先考虑张国焘是否为幕后操纵者。因为事件的起因是批张斗争，张国焘本人对批斗抵触情绪很大，公开对张闻天说，“我张某人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地斗争一番”。他的这种态度可能对四方面军部分干部产生消极影响。再加上他平时与红四方面军将领来往较多，审讯初期把重点放在查明张国焘与事件的联系上。

许世友的老部下金冶等人在《许世友传》中第一次披露了许世友首次受审的情况：

问：密谋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答：树有根，水有源。出走是他们逼的，我们成了军阀，我们成为土匪，还要枪毙，我们受不了这些窝囊气，要说犯法，首先是他们犯法，应该先审讯的是他们！

问：够了，够了。你们要到哪里去？

答：到四川，我们要打出一块革命根据地，让他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问：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

答：我不是三岁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杀要斩，由我一个负责，与别人无关。

问：你好大的口气啊！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

答：为什么老是把我许世友与张国焘捆在一起？他想跟我们走，我还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纯全。

根据中央的指示，董必武、李克农、杜理卿等边区负责人与被捕的四方面军其他干部一一谈话，详细询问事件的来龙去脉，结果证明张国焘确实与出走事件无关。

在突如其来的事变面前，毛泽东表现出高明的危机处理艺术。他首先下令成立高级军事法庭审理此案，庭长由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崇高威望、素来以忠厚和公正著称的党内元老董必武担任。接着，邀请原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去探望被审人员。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让红四方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了解事件真相，以澄清是非；二是通过他们在长期战斗中建立的深厚情谊，化解矛盾。

张国焘参与了谈话，但态度很暧昧。

抗大风潮打翻了他心中的五味瓶。先是感到恐慌，生怕自己会卷入风波之中，不能脱身，后来听说许世友他们出走压根就没有考虑到他，又涌起一股被遗忘的悲凉，末了见事件越闹越大，禁不住心中窃喜，想看看毛泽东的笑话。所以当中央邀请他去抗大做工作时，他摆足架子不愿出面，出面后又别有用心地说了一番推波助澜的话：

所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都不可有违反纪律的行为。每个同志，不管来自哪一军，都应该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地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也不可违反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国际控诉。

与大家的期待相反，张国焘不是劝和，尽快化解矛盾、平息事端，而是挑起更大的争议，甚至别有用心地企图将抗大风波提升到更高的级别，提交到共产国际。

抗大风潮引起毛泽东的思考。有同志反映，红四方面军战士私下讨论：“到底是毛泽东学问大，还是张国焘学问大？”几个战士都说：“张国焘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整那几个战士。

毛泽东断然回答：“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

毛泽东亲自出面干预，着手纠正反张斗争中的扩大化倾向。他强调：“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批战士。”同时，否决了有人提出的枪毙许世友的提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1937年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与他促膝长谈：

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张国焘的错误应该他自己负责，跟你们没有关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产，不是他张国焘的。他拉不走你们，你们也不要心里有负担。

一场巨波终于风平浪静，经过这场波折的许世友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之情。他事后追忆时，感慨地说：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本质的过程。幸而在毛泽东亲自出面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的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也。

许世友的转变，代表了他那一代红四方面军将领的人生历程。经过批张斗争和抗大“风波”，张国焘在党内军内根据地内，特别是对红四方面军的个人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也是他日后叛逃时带不走一兵一卒的重要原因。

第三块重石是所谓“监视”事件。

张国焘原本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住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相距不远。由于对批张运动的抵触，张国焘赌气不再参与政事，搬出城去，在城外北山上找到一座破庙和一个窑洞，经过修理，住了下来。迁居后的张国焘实行“三不”主义：不装电话，不见客人，不理政事。每日站在北山上，俯瞰城内熙熙攘攘、人来客往，伫立凝思；或者寄情山水，朝眺云霞似火，暮观残阳如血。

他这种散淡、闲适的表现令身边的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张国焘从此会远离政治中枢。他闭门谢客，吩咐卫兵：“要是有人来，你就说我不在，不论是谁。”他还要求身边的人改口称他为“国焘同志”，说：“我不是主席了，现在只有一个主席，毛主席。”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之中，只有警卫员李凯国不相信张国焘会甘心做政坛上的观众。李凯国经常看见张国焘情绪激动地书写大字，一写就是好半天，字字如斗，墨汁淋漓。张国焘最喜欢写的两句是：“天无柄兮地无环，猛士如云唱大风。”

对于张国焘的心情和本性，毛泽东看得清楚。他采取批评加礼遇的政策：一方面，严厉地指出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他割断与过去的联系，轻装上阵；另一方面，继续关心、尊重和重用张国焘。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次会议虽然将张国焘调整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但安排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共领导抗日战争和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7个县。中央把当时唯一的边区政权交给张国焘管理，应该说仍然本着仁至义尽的初衷，采取的是挽救、重用的政策。

但是，张国焘干得很不开心，除了对毛泽东表示不满外，对分管边区工作的张闻天怨气更大。他逢人诉苦，说张闻天“摆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地打官腔”，“像恶婆婆折磨媳妇似地”对待他。他还把中央对边区工作的领导和批示一律视为对自己行使职权的“干扰”，说“他们要我做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的摆布”。他对什么人都不信任，指责建设厅厅长李景范是“花花公子”，教育厅厅长周扬只对演讲和写文章“有兴趣”，财政厅厅长曹菊如就会四个字——“遵命行事”，对于新任秘书长伍修权更是指责为“特务”，言之凿凿地认为自己的起居履职受到他的严密监视。

对于张国焘的这一指控，伍修权曾有一段文字专门作出说明：

我被任命为边区政府秘书长，这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确实有这么个含义，看张国焘是否搞鬼。我和他住在一个地方，三间房，一边是他住，一边是我住，中间是会客的地方，因此知道他不少底细。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我和张国焘共事了半年时间。秘书长的工作主要是处理边区内部事务，当时没有多少文件要草拟，都是具体工作，其中包括受党中央的委托协助张国焘的工作。当时我还是尽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对张国焘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怀戒备，心照不宣。张国焘对工作很不起劲，不大管事儿。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不少，主要是征公粮，保证供给，支援前线。接待任务也特别重，不断有白区的干部和学生来边区，还有过往的统战人士和国民党官员，这些接待工作也都由我负责。

张国焘在国外写了些回忆，其中不断吹嘘自己，为自己的罪过辩护。其中写到我，说我如何监视他，但事实也并不是都是那样子，有些事是他自己心怀鬼胎，疑神疑鬼。

张国焘变得敏感、自卑、狂躁，加上疑神疑鬼，很容易被激怒，常常为一些琐事烦心、伤神、发火，与人争辩。在跌入人生的低谷和丧失信仰之后，最终萌生了脱离共产党的想法。

精巧的脱身之计为毛张之争划上休止符

张国焘工于心计，城府极深，用杨尚昆的话来形容，“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在肚子里打主意”。

他早于1938年1月就打定主意脱离党组织，但在随后的3个月中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和迹象。他表现得极为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或在农村中流连一番，有时携带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游谈天。他经常光顾北山上的旧居，深思遐想。在那段时间，他还频繁地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下场与小伙子们赛球。杨子烈因怀孕呕吐不适，张国焘常常陪伴她一起散步，细心地照料她、陪伴她。延安一些女同志戏称张国焘为“模范丈夫”。

张国焘不动声色地寻找出走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要想从防备严密的延安叛逃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终于，他等到了一个最适当的机会——清明祭扫黄帝陵。

清明祭陵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有座中外驰名的黄帝陵，据说是黄帝殡葬的地方。数千年来，每到清明前后，海内外华人都要来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以纪念炎黄子孙的始祖。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情绪高涨，祭祀活动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国共两党商定，每年清明节由双方代表一起到黄帝陵扫墓，以此向国人昭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决心。

1937年，中共派往祭陵的代表是周恩来和叶剑英。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国民党方面将派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出席，按照惯例，中共方面也要派相应级别的官员前往共同主持仪式。张国焘认为这是金蝉脱壳的绝好机会。

4月1日，张国焘上门求见毛泽东，要求去黄帝陵扫墓，说这有利于统战工作。

“你去干什么？”毛泽东摇着头说，“轩辕黄帝又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必过分地去崇拜他。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就行了。”

张国焘坚持要去，列举理由说：“去年是恩来、剑英同志去的，今年级别不能低于去年，而且国民党方面派出的代表也有很高级别，我们不能派一个秘书去应付，以免授人话柄。”

毛泽东被他纠缠不过，让了一步：“好吧！你去扫完墓就立即回来。”

张国焘满口答应：“好，我很快就回来。”

凭直觉，毛泽东感到张国焘可能有鬼，专门叮嘱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你陪张主席去，一是要保证安全，二是扫完墓就立即回来。”

第二天，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坐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一行人经甘泉、鹿县、洛川，于4月3日赶至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

4月4日，蒋鼎文与张国焘代表国共两党共同主持祭祀活动。祭陵礼毕，各方人士相互道别，纷纷驱车离开。张国焘对陆秘书和警卫班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还要到西安办事处，有事找林伯渠商量……”

站在一旁的张海急了：“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

张国焘沉着脸，不予答理，一转身，钻进了等在前面的蒋鼎文的小轿车。小轿车引擎早就发动了，张国焘一进去，车就风驰电掣般地开走了，连多说一句话的时间也没给。

不仅蒋鼎文的小轿车跑得飞快，西安绥靖公署的其他车辆也纷纷启动。

这一切都发生在刹那间，相互配合得极为默契，好像早有密谋，看得陆秘书和警卫班目瞪口呆。

张国焘经西安到达武汉，拒绝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等人的一再劝导，起草电文，请长江局转呈中央：

毛、洛：

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国焘

接到电报后，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商议。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一致认为，从种种迹象看，张国焘此次出走是有计划的，而且已经与国民党方面取得了联系，达成默契，因此回头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中央集体发出了挽留电，希望能在悬崖边上阻止他坠落：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艰，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

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张国焘去意已决。

中共中央又提出三条出路供他选择：一是回党工作，二是请长假休息，三是自动脱党。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第三条。他脱党后改靠国民党，面谒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是：“兄弟在外，糊涂多年！”随后，发表《声明》和《敬告国人书》，正式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

1938年4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正式公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以戏剧化叛逃的方式，向自己参与筹建的中国共产党决裂。

这个行为本身就宣告了他的政治生涯及其人生的彻底失败。他叛逃后，毛泽东再次重申对他的评判：“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争第一。但是他只看见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明天！”

张国焘叛逃后的凄凉余生，再次验证了毛泽东的断言。他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并不信任他，认为“他现在可以背叛共产党，今后也可以背叛国民党”，安排他到军统做特务工作，明确对他采取“尊而不敬，用而又防”的政策。大陆解放前夕，张国焘去了台北，蒋介石认为他价值已经榨干，指使宪兵将他一家赶出台湾。张国焘和家人只好寄居香港，后来又远走加拿大，1979年11月冻死在多伦多一家老人医院，时年83岁。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