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9年下半年，江西中央苏区大体规模已经形成。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由赣南、闽南、湘赣和湘鄂这四个相对独立的根据地组成的。它构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主体。在这一区域，有共产党的三大势力：毛、朱的红四军，彭、滕的红五军，以及地方党、政(苏维埃)、军人员。毛泽东从开始便是这一区域内最有资历、最有影响的人物，但是中央苏区的正式建立和毛泽东的正式领导，却是通过1930年李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之后得以形成的。

    多年以来，中共官方的历史学家一直把“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作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基本主题。在江西时期，毛泽东被说成是反对党中央“左”倾错误路线的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中国内地以外的某些观察家试图避免重复这一说法，但又提不出新颖的见解，结果随波逐流，在中共历史学家所限定的范围内左右摇摆，以示独立。他们往往会说，在1927—1935年间，毛泽东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逐步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同党中央相抗衡。但是，对于“在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拥护还是反对中央”这类抽象而又模糊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较有价值的历史研究不应停留在事情的表面现象上，而应追求更为深切的内在联系。这样勾画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虽然不那么黑白分明，不那么是非明确，但却更加生动，更加真实。

　　从毛泽东在中央党内的地位看来，江西初期可以说是他从中央到地方的下降时期。毛泽东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在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前夕，他又进入中央政治局。从此以后，他的领导地位开始下降为地方一级：先是担任中央在湖南省的特派员，然后又依次担任秋收起义的前委书记、苏区的党代表、红军政治委员等职。然而毫无疑问，这一级别下降的过程同时也是由担任虚职到掌握实权的地位上升过程。

　　必须指出，毛泽东在苏区和红军中的实权地位的提高除了依靠自己的能力和实干之外，还直接得益于党中央的支持和影响。1927年9月，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文家市把参加秋收起义的各路部队集合起来并置于他的统一领导之下，主要是因为他在党中央的资历较深。1928年4月和11月，也正是在党中央的明确指示下，朱德和彭德怀才率部来井冈山。两次会师大大增强了毛泽东的军事实力。当时，朱德的部队有9 000人，而毛泽东的部队却只有1 000人，但是毛泽东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又一次帮助了他，使他在联合部队中占据上风，而毛泽东凭借自己的才干能力逐步成为支配性的人物则是后来的事情。在1930年2月成立红一军团和同年8月成立红一方面军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在党中央看来，毛泽东是个握有军权的实力人物；而在红军士兵眼里，毛泽东则是中央领导的象征。这种双重作用，可以作为我们考察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初期各项活动的一把钥匙。

　　直到1930年初，毛泽东与党中央的关系还不密切、不直接和不频繁。他与党中央的通信联络一般是通过地方党组织进行的，而且每年只有少数的几次。在这些通信中，毛泽东所关心的是其红军队伍的状况，而不是全国乃至国际方面的事务，即使偶尔提及后者，也只是在它们同红军发生关系的时候。至于党中央，虽然它作为最高权威也在发指示、提建议，但它却很少下达能对毛泽东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指令。实际上，党中央有时根本不知道毛泽东和他的“游击队”待在哪里、干些什么。简单地说，毛泽东既得不到党中央的具体援助，也受不到它太多的直接干预。中央能向毛泽东提供的只是精神上的鼓励，而毛泽东能为中央做的事情是有时捐献一些打土豪获得的金银，把它们通过秘密渠道从苏区送往上海。

　　共同的革命理想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带来了许多共同利益。他们毕竟都是共产主义者，不时发生的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多半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位置不同：党的中央领导人作为最高决策层统揽全局，他们更关心全国和国际方面的情况，以及理论问题上的争论；而毛泽东作为农村开展斗争的起义部队的领导人，他主要对地方上的军政事务负责，更注重实际问题上的应用。

　　党中央和毛泽东都在谈论革命的高潮问题，但是对前者来说，这是运用马列主义分析世界形势和劳资阶级立场所得出的一般结论，而对后者而言，意味着蒋介石与其他军阀之间将要爆发另一场大战；二者也都在谈论土地改革，但前者把它看成是最终铲除“封建制度”的神圣目标，而后者则把它看作是吸引农民参与其军事行动的权宜手段。有些时候，毛泽东要求夺取江西全省和一些大城市的迫切心情并不亚于中央，但也有些时候他又迟迟不肯采取积极行动，尽管中央一再催促；有时毛泽东提倡实行完全没收和平分土地的政策，以便争取新根据地的群众，而有时他又强调需要实施较为温和的土地政策，以促进苏区的经济生产和维护苏区的社会稳定。他一再重申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同时又不断强调军事优先的原则；他信赖并依靠广大农民，把他们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同时又对农民的保守和狭隘心理表示反感。在党中央规定的各根据地和红军都遵从的总体框架中，毛泽东的言论和行动因时因地而发生变化。在这些表面上前后矛盾的背后，则是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立场———这同党中央领导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江西苏维埃时期，随着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他关于中共革命的总体战略也成熟了：即以武装的方式夺取全国政治———仅此一条而已，不可缺少，亦无可添加。其他一切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措施都是必要的，其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有助于实现这一主要目标，而不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什么独特优惠之处。换句话说，社会革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打败国民党政府，建立共产党政权。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的这一战略确实符合中国的政治现实，同时也代表着共产党人的真正利益。就像党中央机关逐步从上海转移到江西苏区那样，党中央的战略思想也在整体上逐渐地向毛泽东的战略靠近。而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沿着同一个大方向前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在每一步、每一刻都起到了先进作用，然而在各个具体步骤和具体时刻上，他们彼此之间又会形成相互对照乃至相互对立。

　　李立三中央的冒险主义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方面，武装反抗国民党已成为中共坚定不移的政策和无可更改的现实；另一方面，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所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已经造成巨大损失和巨大挫折———由武装暴动发展而来的苏维埃运动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得以体现。这两种颇为矛盾的前提使得中共六大采取了一条比较温和的政治路线。这一点从六大决议和新当选的中央领导成员的构成上可以看出。这样被选出来或者说被挑出来的政治局成员有七位，即瞿秋白、苏兆征、向忠发、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和项英，绝大多数都是入党多年的骨干。在政治局候补委员名单上有李立三、彭湃等七人。大会闭幕后，张国焘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苏兆征因患肺炎也留在莫斯科治病。中央其他领导人会后不久便离开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先后返回上海。

　　然而在中共六大结束后不久，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开始变得有利于采取一条更为激进的路线。1928年下半年，各处苏区和红军稳步扩大，这给共产党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前景。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布哈林这位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中共六大的主导者逐渐成为斯大林攻击的靶子，其罪名是“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反对六大温和路线的“左”倾思潮很快影响到中共中央，第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激进的李立三接替了保守的蔡和森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蔡被召去莫斯科；李走上核心领导岗位。在国内的四名政治局委员中，向忠发和项英只挂名不主事，实际工作由周恩来和李立三两人分担负责。

　　从1928年11月政治局改组，到1929年6月六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在中央仍然处于主导地位，中共六大制定的温和路线基本上得到了维护。但与此同时，从莫斯科刮来的反右倾之风却在不停地吹打着中共中央的航船。随着斯大林与布哈林之间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中共中央的路线也开始发生转变，这一转变发生在1929年6月至1930年4月这一时期。周恩来失去依托，李立三开始得志，于是开始了二人的并列竞争时期。在此期间，稳健的周恩来与冒失的李立三虽然常有争论，但还没有分出你高我低。向忠发的自白书为这一分析提供了某些证据。向忠发写道：

　　在1929年6月召开的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与李立三发生了争论。全会结束后，他们又继续争吵了两天。虽然我不大支持李立三，却也没有能说服他。后来，这两个人经常发生争执，我总是在中间给他们调解。从1930年1月开始，他们之间的争论更加激烈。问题得不到解决，于是，周恩来决定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

　　从1930年4月周恩来去莫斯科到同年9月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李立三完全控制了党中央，他的“左”倾言行也到达了顶峰。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史华慈教授所指出的，共产国际的影响力为李立三走上领导岗位和中共中央采用他的激进路线打开了绿灯。1930年5月，李立三连接召开两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是红军代表会议，要求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武汉；另一次是苏区代表会议，酝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6月11日，李立三又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或说是臭名昭著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援引马列主义的一些抽象言词，对中国及世界革命的形势作出了过分夸张的表述，下面引用其中一段，我们便可窥斑知豹：

　　一切帝国主义的矛盾都集中在中国而且最易于尖锐化，遂造成中国无可挽救的经济政治的危机，造成不断的军阀混战，造成统治阶级无法稳定而且日趋崩溃的基础，造成工人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只有日益走向革命来找寻自己解放的出路。所以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的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花在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现在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当中共中央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将其激进路线付诸实施的时候，共产国际领导人却开始担心李立三可能走得太远了。7月16日李立三自上海致函莫斯科，要求共产国际正式表态，公开支持他的全部冒险计划。一个星期后，共产国际写了回信。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息是共产国际与李立三冒险计划发生分歧的一个信号。在这封指示信中，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是否已出现“全国性的革命形势”提出质疑，以此想阻止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攻打各大中心城市的战略行动。

　　共产国际指示到来的时候，恰逢彭德怀的第五军团于7月28日攻克湖南省会长沙。李立三激奋异常，8月1日和3日，又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共产国际的指示被搁置到一边；驻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受到公开指责；他甚至还要求苏联出兵帮助中国革命，以此表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共产国际获悉红军攻克长沙这一出人意料的好消息之后，当然也是庆祝了一番，甚至还可能为在7月23日信中坚持的保守立场而有些内心遗憾。几天过后，情况又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当李立三的抗议书送到共产国际的时候，长沙又沦入了敌手，共产国际欢庆气氛消失了，对李立三的不满情绪却依然存在。李立三的苛求、长沙的丢失、国际远东局的抱怨、周恩来的报告，一股脑儿促使共产国际领导人作出决定，需要防止李立三的过火行为。1930年8月周恩来和瞿秋白被派回国内，开始纠正李立三的错误。

　　再攻长沙这一战成为对李立三政治命运的最终裁决。从8月24日到9月12日，李立三孤注一掷，要求各地红军主力采取一致行动，再次夺取长沙。红军苦战了几个星期，但最终还是未能打下长沙。拿下长沙没有那么容易，但摘下李立三的乌纱帽却不那么难。9月下旬，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许多中共党史著作都大书特书李立三路线给中共造成的巨大损失，很少有人去解释此话怎讲。不错，在1930年下半年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都与李立三本人的愿望背道而驰———9月份，他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地位；12月，他又被召去莫斯科受审。但是为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还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首先，必须弄清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李立三掌权时期到底是发展了还是倒退了？其次，不管是何种情况，李立三的激进政策对运动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从总的方面来看，李立三的领导似乎并不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具有破坏性———至少从发展苏区和扩大红军方面来说是这样的，而当时红军和苏区显然代表着共产党员的真正力量。

　　在1929年6月以前，共产党员的部队只有两三支配得上“军”的称号，其余部队只能称为“师”或“团”。红军的总兵力约有1万到2万，且分散在各地独自活动。正规红军部队既缺少武器装备，又缺乏严格的体制，而地方部队则只能进行“打了就跑”的袭击战术。1930年初，红军发展到7～8个军，所有兵力大约4万～5万人。至1930年6月，又进一步发展到15～20个军，兵力多达6万～8万人。8月初，党中央号召对中心城市发动战略进攻时，红军已发展为10～15个军，总兵力已达8万～10万人之多。

　　在1930年以前，没有哪一支红军部队能够和国民党军的一个整旅(2 000人～3 000人)打上一仗，也没有任何一支红军能够攻打并夺取县级以上的大中城市。但在1930年以后，对这两件事，红军都能够做到了。也就是说，红军的作战能力与战术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以前他们只能在没有各省军队的干预下打败地方武装，现在他们已能够在没有国民党中央的干预下打败各省一级的敌军了。

　　除对共产党人发动起义有利的客观条件(更确切地讲，也就是蒋、冯、阎中原大战的爆发)之外，中共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那些带有深厚的地方主义和保守主义传统的红军游击队之所以能在1930年初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获得了迅速增长，这方面也是与李立三中央的鼓动和指示分不开的。比如所有新近成立或扩编的红军军级单位，都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其军长和军政委都是中央任命的。

　　在李立三领导中共中央期间，红军在总体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凡是执行李立三路线的红军部队都得到了同样迅速的扩大，反之亦然。在江西苏区，彭德怀的红五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比毛泽东的红四军更为积极。彭德怀的部队从1929年6月的1 000人扩大到同年11月的3 000人，又从1930年4月的5 000人扩大到6月份的8 000人，最后他的部队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 000人。红五军一度攻克长沙，虽然不久又被迫放弃，却补充了大量兵员。同一时期内，毛泽东的部队也有所增长，但不够快，从1929年6月的3 000人，也发展到1930年8月的15 000人。若不是在1930年6月吸收了黄公略的红三军(原属于彭德怀的红五军)，毛泽东的队伍还不会达到这个数量。

　　湘鄂西苏区的红军最为积极活跃，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贺龙的红三军和周逸群的红六军于1930年5月合并为红二军团。不久他们放弃原先的根据地，越过长江，开始对武汉和长沙发动联合进攻。结果，他们2万人的部队损失了三分之一。在鄂豫皖苏区活动的徐向前的红一军在开始时兵力并不强大，不受中央重视，这倒成了好事，因而没有中央的硬性征战指示。他们执行了中央积极发展的一般号召，从1930年6月的3 000人，增长到1930年9月的6 000人。1930年以后，鄂豫皖苏区已超过湘鄂西苏区，成为中共的第二大根据地。地处最南方的邓小平的红七军按照中央意见，离开广西左右江根据地远征广州和桂林，一路挫折，从3 000人有余减员到1 000人不足，最后到达苏区。

　　总而言之，如果从历史研究而不是政治宣传立场出发，就需要公正地分析评价李立三路线的成败得失及其与共产党力量消长的关系。对此，我前些年曾有专文详细论述。这里只需要指出，若把上述基本事实考虑在内，我们起码应该放弃那种认为李立三的领导是完全失败的观点。李立三的悲剧在于，他过分迷恋革命理想主义的幻想，未能认清本党本人在国内和国外被实际卷入的政治关系的现实，到头来真可以说是功归于人而过归于己。

　　另一个非常有趣但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是毛泽东与李立三路线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共中央内部，李立三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左”倾激进和右倾保守两种立场；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共总的方针路线不断“左”倾激进化的几个阶段，以免得出表面化和片面化的结论。毛泽东与党中央之间交换的两封信件常被提及，用以说明毛泽东是反对李立三路线的。现在，可以看到信文的全件，使我们能够进行更详细、更准确的研究。

　　1929年2月7日党中央写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很可能是由周恩来起草的，因为周恩来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并负责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该信中说，现时的形势仍然是一种“革命与反革命相持不下”的局面，要求红四军领导干部去“影响并争取广大群众”。这正是中共六大路线所规定的温和要求。信中还建议毛泽东和朱德，应把红四军分成若干小分队，深入到农村中去。4月5日红四军前委写给中央的复信显然是由毛泽东本人写的，信中抱怨党中央对“客观条件和我们的主观力量的估价都太悲观”，并主张发动积极进攻，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

　　显然，这两封信表明，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是批评周恩来的保守立场，而支持李立三(虽然毛泽东在中央人事上并不太明确)的激进立场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红军和中共在1929年的大发展对李立三在党中央采取激进立场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公正地讲，毛泽东在信中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部队所要采取的战略行动，而不是党中央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关系。还应进一步指出，中央来信写于1929年2月份，当时红四军刚刚失去井冈山根据地；而前委的复信写于4月份，是红四军在赣南、闽南得到恢复之后，当时所面临的不同的军事形势也可能影响着他们各自不同的乐观和悲观的立场。

　　由于朱德、陈毅等人反对“专制领导作风”，1929年6月到9月，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休养。朱德手下的红四军倒是民主了，只是打不好仗。尔后陈毅去上海，见到了周恩来和李立三，向他们详细汇报了有关红四军内部矛盾的有关情况。李立三和周恩来都告诉陈毅要坚决恢复毛泽东对红四军的领导。返回苏区时，陈毅带回了一封中央指示信。1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党中央的指示信对加强苏区和红军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通过解释中央指示，强调党的纪律、无产阶级领导权以及政治工作等，毛泽东显然巩固了他在军事上的领导地位，也加强了他在地方党政干部中的权威。

　　在1930年1月8日所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实际上是写给林彪的私人通信，当时林彪是红四军中的一个团长)中，毛泽东抱怨说：“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但是，当毛泽东发现“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是对的了”，并为此显得比较满意。该文除了表明毛泽东在他的部下面前信口评议中央领导时以一贯正确的权威自居这一事实之外，同时还说明毛泽东和以前一样，仍然是赞成李立三的激进立场而反对周恩来的保守立场的。

　　1930年2月党中央决定改组和集中红军时，毛泽东仍然获益于中央的激进路线。他打着反右倾旗号，敦促地方干部和下级军官交出手中的权力，从而还被正式任命为红军总前委书记，全面负责中央苏区的事务。只是后来当李立三中央命令全部红军(毛泽东的部队当然也包括在内)采取一致作战行动的时候，毛泽东与李立三之间才开始发生矛盾。

　　党中央的或说是李立三的基本想法是首先集中全国红军，实行统一领导；然后调动主力部队去攻打武汉。对于红军实行集中领导，毛泽东并没有反对意见，原因不言自明。这正意味着毛泽东本人权位的增强。红一军团建立了，当然毛泽东任政委。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按李立三的要求挥师北上，而是向南、向东疏散自己的部队，在乡镇地区求得正常扩展。为了应付中央，毛泽东声称有三个旅的国民党部队挡住了北去的道路，并且断言：“四军暂时不能走北上的道路”。此外毛泽东还制定了一个向赣南、闽西农村分兵的“三个月计划”。他强调说：“在现时这种环境中，若仍然采取大部分集中行动的策略，显然是单纯军事路线，违反了争取群众扩大苏维埃区域的伟大任务。”

　　李立三越想直接控制指挥红四军，党中央与毛泽东之间的冲突也就越激烈。1930年4月，党中央向毛泽东发出了警告：“红四军在扩兵方面过于缓慢，结果极不令人满意。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你们对自己的保守立场没有觉察，故而未能决定尽快扩兵；二是你们关于分兵发动群众的决定不够及时；三是你们没有尝试各种不同途径去动员农民加入红军。”

　　党中央的反复指示给毛泽东留下了日益深刻的印象。中央指示信的口气越来越严肃，意图越来越明确，这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同时他的红四军缺乏足够的进取精神，在扩兵方面确实不如其他一些红军部队快，特别是赶不上彭德怀的红五军。彭德怀响应中央号召比较积极，他的部队比毛泽东的部队扩大的也快，在1930年2月至6月间，彭德怀的红五军扩大了三倍，并夺取了一些大中城市。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的。

　　1930年6月15日，党中央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对毛泽东提出批评，说他过于保守，并且限令他的部队立刻向北进军。10天之后，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而走向另一个极端，6月25日，他召集第一军团的36名高级将领开会，随后联合签发了两份正式公开通电，宣布立即挥师北上夺取武汉。最有趣的是，毛泽东在署名时使用了“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的崇高头衔。他率领部队离开福建汀州，首先去攻打南昌。毛泽东在南昌郊外停留了几个星期，却没有采取像模像样的大军事行动。7月底，即获悉彭德怀夺取长沙后不久，毛泽东立刻将其部队调离南昌开向湖南，同时以令人吃惊的大胆口吻致函党中央：

　　我们估计目前的形势是一个急转直下的形势。何键在被红三军团攻击大败之后，一定更加动摇。我第一军团却决心消灭敌人，占领长沙岳州，夺取武汉，促进全国总暴动。……希望中央指示夺取武汉意见，并准备组织政权机关及红军总司令部。

　　从上述引文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是在向党中央要求更高的军事指挥权。他的愿望实现了。当红一军团到达永河城的时候，毛泽东遇到了从长沙撤回的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按照中央指示，这两个主力红军合并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这种情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再次围攻长沙，但他只是在口头上执行李立三的命令。把长沙围困了两周，在长沙郊外打了几场小仗，然后撤退下来。但是毛泽东却保留住了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当时他所拥有的总兵力达3万余人。

　　不难看出，在李立三负责中央领导工作的两年中，毛泽东与他的直接冲突只是发生在1930年4月至6月，因为在此期间，李立三试图直接指挥毛泽东的部队。除此之外，毛泽东在行动上有意无意地与李立三路线相符合。毛泽东与李立三本是湖南同乡，青年时代就彼此认识，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则比其他任何中央领导人更为密切。也正是由于李立三的冒险计划，毛泽东才得以在半年之内连续得到擢升，从一个军的领导人晋升为军团领导人，然后又从军团领导被提升为方面军的领导人。与此同时，毛泽东最终结束了长达3年的脱离于党中央之外的处境，重新在党中央得到一席之地。

　　就其总体战略思想而论，毛泽东确实是以李立三中央的反对者的姿态出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会反对一切权威。一方面，红四军内的毛泽东与党中央内的李立三的个人关系反映了共产党复杂的政治关系，其中上下级之间在兴趣和行动方面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毛泽东与李立三在基本思想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前者注重政治现实条件，而后者强调革命理想原则。

                                      （摘自《中国党建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