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中国征兵政策已是天怒人怨，当局种种改革均不见成效

 抗战进入到1941年，除经济濒临破产、国际局势变幻莫测险象环生外，兵役制度也已朽败至天怒人怨的地步。这年七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蒋梦麟致信蒋介石，就其所见沉痛写道：

 “梦麟此次视察……（沿途）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贵阳）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身体）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10%矣。”

 能否获得充足的兵源补充，是对日抗战能否取胜的关键。因为军阀割据的关系，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前，始终未能建立起“义务征兵”制度——惟1936年，曾在江浙六省中央军控制范围内实施“义务征兵”，训练完毕者约50万人，稍后经淞沪、武汉等大型会战，迅速补充殆尽。至于西南各省，军阀们为维系其军事力量的“私有化”属性，对“义务征兵”制度极度抗拒，故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始终严重缺乏预备、后备兵员，而必须依赖临时的“壮丁征发”和临时的“壮丁训练”。

 兵役制度“先天不足”，若再辅以“后天沉疴”，抗战前途之危险，可想而知。所以，1941年，军政部兵役署联合军统局，开始部署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由兵役署出学员，军统局出教官，培训了一大批“兵役视察员”，分派到全国各个兵役管区，进行监察。这些人“可以到团以下各级补充团队点验人马，到各级兵役机关调查和查看案卷；可以直接向军政部兵役署视察室发电报，汇报一切案情或调查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