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

 

作最坏的准备，归根结底是为了谋得最好的前途和结果。

 

在毛泽东看来，凡事从最困难、最坏处准备，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一个思维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都是要始终坚持的。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七大’的时候，我讲了要估计到十七条困难……我们作了这样充分的估计，所以始终处于主动地位。现在我们得了天下，还是要从最坏的可能来设想。”1958年3月25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他再次谈到了“十七条困难”，要求各省、各部党组就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不可意料的危险谈一谈，列出一个单子来，不是十七条，十六条也可以。

 

但遗憾的是，随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逐渐发生“左”的偏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对“最坏的可能”估计严重不足，骄傲了，轻敌了，我们在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又犯了错误，吃了大亏，留下了严重教训。   　（摘编自6月6日《学习时报》 曹普/文）

 

（来源：共产党员网）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