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同之竹

 

　　元祐八年，苏轼将老友文同所画之纡竹摹本，让玉册官祁永镌刻于石。此时文同已逝世十多年，斯人已去，睹图思人，纡竹能见亡友之高风亮节，淡淡几句，深情满溢，墨竹与友情同时镌入史册。

　　文同凛凛风姿的竹图，以及苏轼感极而深的喟叹，共同开启了新的绘画模式，从此墨竹成为中国绘画的专门品类，成为文人君子寄怀托志的别样途径。墨竹也因其独有的绘画风格和文人气息，成为北宋士人画的标志性图式。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他操韵高洁，以学名世，自号笑笑先生，善诗文、篆、隶、行草、飞白。世人都追捧文同的墨竹，实际上文同在宋代以品格和才学闻名，并获得广泛尊重。王安石在赠诗中推崇其才，“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马唱成都，嗣音得王扬。”对文同人品，司马光不吝美辞，“渺然想见与可襟韵，游处之状，高远萧洒，如晴云秋月，尘埃所不能到。某所心服者，非特词翰之美而已也。”

　　“比德”是儒家重要观念和传统，大体以自然事物的属性以及行为来类比、表征人的伦理品格等。孔子已有很多比德之说，如“君子比德于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比德”之说亦大量出现在各种经典表述中，且一直传承至今。其中以植物比德便是重要的一支。竹，挺拔秀颀，清气满贯，一直受到中国文人的青睐，是文人眼中的君子。竹是比较早进入儒家君子比德系统的植物之一。《诗经》里已将“绿竹猗猗”用作“有匪君子”的起兴，成为将竹与君子之德联系的发端。王徽之一句“何可一日无此君”，为它赢得“此君”的美名。历代咏竹者颇多，多见于诗文，而以竹入画，并将竹画与君子之质相连并成为一种美学范式，当从文同与苏轼开始。

　　文同将君子之德的追求融入到对竹的倾慕中，他爱竹、咏竹、画竹，将自己的理想化为品德之象征——竹。值得玩味的是，在他事业起落与生命追问中，他对竹的艺术处理其实经历了一个过程，即将竹作为君子之德的对象化倾慕，逐渐化作自我人格的表征，也就是从对象之竹变为自我之竹。

　　与那个时代大多数文人一样，文同怀着兼济天下的理想走入仕途。庆历六年（1046），文同在梓州应举，“再举乡试第一”，此时文同虚岁三十，意气飞扬，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三十穷男子，其势胆气存。鸿毛在乡里，骥足本乾坤。周孔为逢揖，轲雄自吐吞。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那时他惆怅满志，愿以才学辅佐帝王。他接着“登科第五”，盘桓地方十余年，即迁为京官，践职馆阁。中间因孝亲的原因，主动要求到地方任职，总体仕途平顺。他与苏轼相识后，两人志趣相投，诗画往来。文同画竹赠人，总担心受赠人请别人题跋，叮嘱一定要请苏轼题跋，“文与可每为人写竹竟，辄属曰：无令着语，俟苏翰林来。”

　　苏轼为文同竹画写下第一个题跋《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此时文同还是笑意满面的笑笑先生。“与可，文翁之后也。蜀人犹以石室名其家。而与可自谓笑笑先生。”在苏轼充满哲思与戏谑的文字里，文同悠然自得，笑意常在，文同之竹也夭然而笑。苏轼之父苏洵在写给文同的诗里，称文同之画让他忘言而笑，“枯松怪石霜竹枝，中有可爱知者谁。我能知之不能说，欲说常恐天真非。羡君笔端有新意，倏忽万状成一挥。使我忘言惟独笑，意所欲说辄见之。”

　　治平四年（1067），文同返乡为母丁忧。熙宁元年（1068），文同修缮了老宅东谷茅斋，将堂屋取名为墨君堂。

　　嗜竹种复画，浑如王掾居。

　　高堂倚空岩，素壁交扶疏。

　　山影覆秋静，月色澄夜虚。

　　萧爽只自适，谁能爱吾庐。

　　这里文同把自己比作王徽之。王徽之曾寄居在别人的空宅，命仆人种竹。仆从不解，暂居还要种竹，实在没有必要。王徽之啸咏良久，指着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文同把自己比作王徽之，也是这么爱竹嗜竹种竹，所不同的是，他还要画竹，此君变作墨君，他与竹情谊更深一层。整个诗篇充满了宁静自适的氛围，此时林间之竹和笔下墨竹有如他的知音好友，共同享受着闲适的文人生活。

　　苏辙为墨君堂赋诗一首，“虚堂竹丛间，那复压竹远。风庭响交戛，月牖散凌乱。”苏轼应邀写下《墨君堂记》，以他一贯的幽默戏谑之风，把竹子作为第二人称“汝”，而文同成为第三人称。苏轼仿佛对着竹子发言：文同用笔墨来画出你的形态容貌，又为你修缮此堂居住，还请我苏轼写文章来歌颂你的品德，与可他对竹君你，可真是太好了，“与可之于君，信厚矣。”他接着赞颂文同的品格，“端静而文，明哲而忠”，世间士人争相以求结交与可，而与可独厚竹君。竹君的品格亦是“疏简抗劲”，让文同钦佩。世间爱竹者这么多，只有文同是你竹君真正的知己，因为，只有文同真正了解你的生理并理解你的高格，能在挥洒奋迅中彰显你的美德，“然与可独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苏轼看来，与可和竹君是真正的知己。

　　文同的仕途转折点应该在熙宁三年（1070）。这一年，文同因议事被夺去尚书祠部员外郎，“及与陈廌等议宗室袭封事，执据典礼，坐是非，夺一官。”他再次请求到地方做官，以太常博士知陵州。

　　在陵州任职期间，文同写下了一篇《纡竹记》。表面看，这是文同与奇竹的相遇。文同采药时遇见两株歧出的竹子。一株低矮光秃的竹子，大概竹笋时受到了虫害，无法继续生长。另一株本蓬勃生长，却又被岩石压制，不能正常生长，只好弯曲下来，拳局以进。从两株竹看到人生的情态，即人生遭遇困阻时的两种应对和结果。一种安于命运，停止生长。另一种同样安于命运，但是可以顺势而不屈，困顿中保持生命的奋进与人格的完整。此时文同已经将自我与竹共鸣，或者说这竹子四处受压、不得伸展的情状就是文同的自我写照。这一时期，王安石的变法已经开始，朝廷新旧两党互相倾轧。文同性格恬淡，“不趣时好，不避权仇，修其在己，而不求其在人。安义与命，盖超然自得。”他从不趋炎附势，又不好党争，对新旧党都保持中道。“行之以中道，勉副议者欲。”虽对新法中诸多措施不太满意，还提醒苏轼等好友，不要公开讥讽新法。然而正是这样的性格，让他四处受抑，无法发挥出才华。

　　此文中，看到竹子被压迫在地上，委身于杂草丛中，文同和两位童子帮忙清理干净，想要扶起竹子来。而这株竹子如此神奇，长期匍匐在地，它那扭曲的枝干竟然像骨头一样坚硬，像腿一样支撑在地。仿佛它并不需要别人的可怜和帮助，而是因循着困境去生存。它无法选择生存环境，却可以选择保持气节生存，并在这种困苦中彰显出自我风骨来。此时竹也成为人格主体，它不再是被投射的对象，而是与文同共鸣的精神者。这也是被人生大势扭曲的文同，本是参天之材，却委身小州，人生之大志不得舒展。但这又何妨，他不想通过攀附和帮助重新高耸，而是在逆势中坚守自己的高格，虽然不能奋迅条达让才华尽展，却可以“抱节顺势”，让人格之光参透生命。竹并非文同移情的对象，而是具有同样情态的两个生命主体的瞬时相遇相成，他们共同绘出文同笔下的墨竹。

　　就在文同逝世的那一年，苏轼看到林希写给文同的诗，唏嘘不已，也和韵写了一首诗。他想起文同在陈州病危，临终前希望见苏轼一面，“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手”。当时苏轼远在徐州，无法赶到，从此无法执手相见，终究成恨。他再次悲愤地想到，“但知爱墨竹，此叹吾之久”，人们只知道珍爱文同所画的墨竹，谁能真正爱惜他的美德。他故去后，谁会再为他哀伤，“故人多厚禄，能复哀君否。”

　　米芾认为文同创新了墨竹画法，“以墨深为面淡为背,自与可始也。”文同不仅在画法上别出机杼，更在精神上突破了传统的比德方式，开启了以画明德、以画抒怀的道路。自此，墨竹成为文人笔下最能遣怀寓兴之象。后世文人也反复画竹咏竹，将自我之格与墨竹之神融为一体。他们也总在落笔之际，不忘遥叹一声文湖州。

　　赠竹

　　我昔初来见尔时，秃稍挛叶病䙰褷。遮根护笋今成立，好在清风十万枝。

　　竹答

　　我实仙陂百世孙，二年生长感君恩。近闻官满将归去，更望临时莫洗园。

　　文同在洋州任职期间，经常在筼筜谷竹林里徘徊咏叹。这两首诗里，他把自己分别化为竹和“我”，两人酬诗相和，临别依依。我是人间的“我”，爱竹护竹，让竹所代表的清芬之德“好在清风十万枝”。我也是仙界的“竹”，保持气节与理想，并感念知音。而现实中，他的确拥有这样一位知音。文同和苏轼开启了绘画之物的品格与绘画者人格的相遇以及共同描画，开出文人绘画的另一种高度。这不同于道德规劝式的绘画，而是自我价值的彰显，以笔墨呐喊自我生命的挣扎和觉醒。这甚至不同于对梅、兰、竹等风雅式吟咏和描绘，而是不避痛苦、不惧扭曲、不遮本然，如此这般把生命的真实透现在拳局荒辟的画面之中。扭曲与痛苦本身也是美，如果它真的经过沉思，如果它真的与人格融为一体。更重要的，竹与文同，具有同样情态的两个生命主体瞬时缘构，使得精神之竹绽放世间。

 

摘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