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笔者以为，影响最大的，还是它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巨大的冲击。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有近7亿的农民大部分进入大中小各类城镇成为市民，少部分转变为从事大规模商品农业的产业工人、工商业者和企业家。那么，面临这一趋势和挑战的，首当其冲的将是中国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割断了传统的血缘与地域关系的“农民”，将出现全新的社会诉求。这既包括生存诉求，也包括以维护劳动者和新工商业者权益在内的各类政治诉求。城乡生活的一体化所带来的人的自主独立意识的觉醒，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变革、中国的公民权利维护和民主法治建设都会不可避免地“被加速”。这种“被加速”的过程既是对社会管理和组织系统的检验，更是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执政理念和执政水平的全面而严格的考验。

 

当然，一个“没有农民的中国”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复杂的社会问题，那就是所谓现代“城市病”的加剧与长久存在。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最稳固载体的农村生活一旦解体，就要面临市场规则和商品交换原则的冲击。大量的流动人口置身于与农村生活迥然不同的“陌生人社会”，危机感陌生感和新鲜感会同时涌来，这就会使家庭内部温情和外部社会冷漠的二元精神格局更加严重。伦理观念的更新和重新建构过程，会使全社会陷入一种精神真空又手足无措的窘境。近年来，不少农村进城务工者和其他流动人口因种种原因逃离了“北（京）上（海）广（东）”，但不久，又陆陆续续返回“北上广”。这种看似怪诞现象的不断出现，其实就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城市病”的最生动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