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心理学认知范畴的“焦虑”，现阶段“全民焦虑”的内涵显然要宏阔幽深。它既有社会急剧转型，以单位和农村公社为标志的“半传统”社会形态的解体，进入陌生人社会所带来的“不适感”；社会价值多元化催生的精神层面的“混乱感”；也有生活成本急剧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足等导致的“被剥夺感”；还有公权失范、官员失职渎职等造成的“压抑感”……

 

　　总之，一果多因的“全民焦虑”，乃社会发展轨道的偏差所致。“发展”和“稳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是国家之大计，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但十多年来，两者之间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本应两条腿走路的，结果成了“跛子”，“发展焦虑”、“重商主义”催生了“经济驱动型社会”，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稳定”被忽略（只有到万般无奈时，才用金钱维稳），平衡被打破，以“全民焦虑”为标志的“社会病”就此暗生。

 

　　有专家指出，我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时期，是现代化路上的“阵痛”，早已被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所证实。我们要正视“全民焦虑”，尽量缩短“疼痛期”——以创新的社会管理和完善的社会服务，纾缓、抚慰公众的积压已久的焦虑情绪，增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   （练洪洋）

 

（来源： 广州日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