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人民日报》发表《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一文，指出互不信任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也让人的情绪变得负面，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必须处理好重构社会信任这一课题。

 

　　“熟人社会”，最早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指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就是“陌生人社会”，又称为“契约社会”或“法制社会”，人与人的联系脱离的血缘和地缘的限制，处于开放中，社会靠契约、制度和法律来维系。

 

　　中国长期以来处于熟人社会中，不管是自给自足的传统社会，还是“单位办社会”的计划经济时期，人们处于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共同体中，“抬头不见低头见”，必须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整个社会也因此形成了尊老敬贤、不尚讼斗、路不拾遗的淳朴民风。

 

　　在我国进入市场经济后，社会流动频繁、人们自由迁徙，大多数的社会交往发生在了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间，人们的身份制逐渐瓦解，整个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

 

　　社会进入“陌生人社会”，这意味着人员流动的增强、经济规模的扩大、法律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公共服务的社会化程度提高，这是经济发展后一个必然、客观的社会阶段，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