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为使官僚阶层能践行“圣贤之道”，端正权力行为，为老百姓做个好的“道德榜样”，实现“以德治国”目的，往往使用“教育感化”或“严刑峻法”的手段。

 

　　典型的“教育感化”如宋太宗，在京师立一“戒石铭”，上刻“尔俸尔禄，民脂民膏，小民可谑，上天难欺”。每有官员到地方任职，必到“戒石铭”前宣誓，类似今天一些国家官员面对“宪法”宣誓；而明初朱元璋以对贪腐官员“严刑峻法”出名，不但杀了上万贪腐官员，还把一些贪腐官员“剥皮填草”做成“模型”，立于各级衙门前，以警示来者。

 

　　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积淀深厚的大国，社会倡导的主流道德价值能否实现，能否真正起到以德治国和“化育万民”的作用，官员阶层的“公正廉明”是关键，官员的道德高度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治大国者先治吏”的深刻历史内涵。要说中国社会的治理特色，“吏治则国治”恐怕是最大的特色之一。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历史转型，但中华民族几千年积淀形成的道德心理习惯没变，道德上“以官为师”的心态没变。如果说我们在迈向现代文明社会过程中出现道德和价值迷茫或混乱的现象，那么根子还在一些人“官德不修”，或贪污腐败，或公权私用，或执法不公，或权钱、权黑勾结等，久而久之，带坏了民德民风，败坏了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