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在郑州举办的2012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说，要积极实践刑事和解制度，并作为特别程序规定在法律里。据悉，明年1月出台的新《刑事诉讼法》将对“刑事和解程序”作出专章规定。(9月26日《河南商报》)

　　刑事和解的“另一只靴子”即将落地，相关规章“付梓”推行后必将对现有的司法实践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因之关乎到每位公民的切身权益，新举分娩前夕的这段时间，坊间民意中的疑惑或焦虑都应得到正视，以期在程序设计上最大程度规避各种可能出现的“漏洞”。

　　从一些地方的“试水”来看，大多采取了对“和解”全程录音录像及网上办案等“透明化”的办事路径，但即便如此，刚性制度鞭长莫及的“人情关系”等“暗箱因素”对机制的可能扭曲，却异常令人担忧。

　　例如，刑事和解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双方当事人自愿”，如一方受到胁迫，“和解”就应无效。关键是，如何评判双方完全是出于自愿达成了“和解”，及受到胁迫的边界和标准是什么。除了明显的“暴力恐吓”，如被告一方在权势上过于强大，而对受害人构成隐性的“心理压迫”，这样的因身份地位“不对等”所带来的“势力”差异，在评估“和解”的效力时，是否也应加以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