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有意无意地被回避着，那就是要不要改造我们的国民性。尽管这个问题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己经为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所大声疾呼。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如鲁迅、胡适，还是后来成为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陈独秀、李大钊，都从不同角度把改造国民性，视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强国的关键环节。愚昧、落后、自私、散漫以及在命运的重压下表现出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精神状态，始终是令那些可敬的思想前辈痛心不已的民族之殇。今天，一些人的表现，包括在苦难面前发出的刺耳笑声；包括在自然保护区猎杀动物的枪声；包括渗透于日常生活的种种欺诈违法、丧尽天良的丑恶行径……所有这些，不都在一次次提醒我们，改造国民性同样是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必要支撑吗？

　　最近，舆论正在谈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照这八个字，笔者不揣冒昧地说，在提高国民素质和改造国民性上，以往的“空话”、“套话”、“大话”甚至假话，实在是太多了！“假大空套”的风行，必然导致不讲实效的形式主义的泛滥和低俗文化的张狂。而形式主义表面文章的肆虐，又必定会使“入脑入心”的要求，变成苍白的奢望与自欺的理由，从而进一步形成国民素质和道德的真空。正是真空，才让拜金主义、财富至上的精神癌细胞畅行无阻，乘虚而入，也让传统国民性中最愚昧最落后最龌龊的部分借尸还魂。形式主义的“假大空套”在公众的厌恶中，最终为低俗文化、为扭曲的价值观，也为民族的劣根性，打开了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