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派头成为一种外在符号时,内在的为官理念一定产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包括两个层面的文化原因:一是官本位文化的延续。为官自然有为官的文化,为官的自我认知。但是,一旦这种文化上升到本位,就容易偏离轨道,产生异化。官本位文化就是如此。原本,官员也需要尊重,也需要自我认同,而一旦这种认同成为至高的目标,并要求所有人都必须尊重,甚至是服从时,官本位文化就让官员以及权力成为一个判断事物的最终出发点。结果,官员想以官样突出自身的分量；民众想以谄媚表现出对官员的尊重,唯上唯权成为了价值判断中的中心。官员的派头自然而然地生长,并成为官员的标签,社会认知的编码。

　　二是耻感文化的消失。能量越大者责任越大,而自省意识和对形象的珍惜也会越强、越重。这种自我的反省和反思,可以理解成爱好脸面,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内在耻感文化。其实,就算是爱好脸面也是一件好事,它至少意味着一个人在做事时依然有所顾忌,有所节制,不会作出为人所指责的出格事情。所以,有时一些人有派头也不是坏事,当派头成为他们身份和标签时,会反过来制约他们,让他们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和做派,有没有损及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种内在的羞耻意识会让派头成为一种正面的东西。但令人失望的是,一些热爱派头的官员,通常又没有这种内在的羞耻文化,他们不会真的在乎自己的形象,也不会真的坚持表里如一,他们热衷于派头,只是因为其是身份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