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应加以区分和鉴别，而不应“照单全收”。从现代适应性角度考察，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完全过时的价值，二是不完全过时的价值，三是完全不过时的价值。第一类如“三纲”之类不平等价值观、“守节”之类泛道德义务观、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等，对此类应加以摒弃。第二类如“民贵君轻”的民本主义和“法不阿贵”的平等执法诉求等，对此类价值可以进行“版本升级”，使之具有现代适应性。第三类如“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天道观、“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宽容观、“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信义观、“天下人皆相爱”的兼爱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等，此类价值应加以发掘提炼。

 

　　我们可将具有现代适应性的文化价值作为法律价值的“底盘”，然后构建中国的现代法律文化，并通过法律文化的中介，把中国文化与现代法律制度联结起来。这样，传统的文化价值会获得新的生命力，而建立在这种法律文化基础上的法律制度不仅具有现代功能，而且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价值载体。同时需要考虑到，法律制度不是抽象符号，法律制度运行效果对于法律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法律制度的运行效果不佳甚至与法律制度的目标和初衷相违，那么，就会扭曲和消解法律制度的功能和价值，进而影响公众的法律信念。因此，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奉公守法和严格执法，会对现代法律文化的形成、确立和发展产生良好示范作用；反之，执法者胡作非为，会严重妨碍和颠覆现代法律文化。与此同时，司法机构的形象对于法律文化也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确保司法公正是促进现代法律文化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高鸿钧）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