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翟岩民、吴淦、刘星等人也可谓各怀鬼胎，各有所求。首先，对于翟岩民及其律师事务所而言，“维权”起到了广告宣传效果，他们可以继而提高代理费用，获得高额利润，而他们组织的所谓“声援”活动的经费往往靠募捐获得，甚至还会得到境外资助。对于吴淦等网络大V而言，他们能够在微博上获得更多粉丝，同时，还能领取到每月过万的薪酬。对于刘星等“万能访民”而言，除了差旅费、劳务费之外，他们还可以引起自己家乡政府的关注，对未来解决自身诉求有帮助。

 

    这一案件给我们以下两个启示：一，各地政府要加大对非法维权事件的打击力度，斩断不法分子的利益链条；二，对广大民众而言，以后遇到所谓“维权”事件，在未搞清事实之前，切莫发表过激言论，尤其不要迷信网络大V，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判断能力，不能盲目跟风。

 

    言论自由不等于信口开河；保障法治社会中的监督权，也不意味着可以恶意炒作、聚众闹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语境下，任何行为都应该以不触碰法律底线为前提。如此，社会秩序才能够得到更好保障，法律所承载的正义才不会被扭曲异化。     （王传涛）

 

（来源： 新华网）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