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大儒顾炎武中年北游之后，曾给好友张尔岐等人写过一封《与友人论学书》，书中拈出两句话作为学者士大夫的准则。其一论为学，曰：“博学于文”；其一论为人，曰：“行己有耻”。

顾炎武对于“有耻”一端极为重视，在《与友人论学书》一文中，他反复说道：“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而在其大著《日知录》“廉耻”条中，顾炎武更是直接说明：“（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为尤要。”“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其时正值明末清初，学者延续明儒陋习，多喜谈心性，而士大夫阉然媚于世、媚于新朝廷者亦为数不少。所以顾炎武上接圣人之道，树起“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面大旗，并特别指出“耻”是根本中的根本，可谓切中时弊，对于今人也仍有重要意义。

“行己有耻”是为人处世的底线，从古至今无不例外。从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从东汉李膺等联结太学生抨击朝政，再到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不仕于清，再到近代以来为了民族复兴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严义利之辨，有所为有所不为，一直是华夏文明世代传承的核心价值。而严义利之辨，正是“行己有耻”的核心内涵，而有所为有所不为，则是“行己有耻”的行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