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事件中,一个典型的标签因素在于,临洮是属于全国贫困县——在植树投入上的财政能力可能不足,所以在财政给养人员的工资中“提取”植树经费,看似有着“逼不得已”的现实理性。但当地地方财政是否真的穷尽了其他一切的努力,比如三公支出是否还有压缩空间?在这种有效证明缺乏前,扣工资用于植树的做法,在道义上也注定站不住脚。

 

说到底,发生在临洮的这起案例,实质上凸显了当前义务植树的两层现实困境。这些问题在临洮由于具体原因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但其实却具有普遍性。

 

即一,绿化费取消后,义务植树的责任和成本该如何合理分配,政府财政是否应在地方的环境优化和绿化上展现出更多的“兜底”性责任,财政支出又从何而来?二,公民的义务植树积极性该如何被有效地调动,而非陷入流于形式或“无人问津”的尴尬之境?就现实而言,若是仅仅靠财政“花钱”来购买植树服务,恐怕并不利于增强社会的绿化意识。

 

这考验的既是地方政府的智慧,也需要在义务植树相关的顶层设计上有实质性的完善。如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有关人士即表示,今后要完善全民义务植树的实现形式及长效机制,提高义务植树尽责率,同时要抓紧修订《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实施办法》,尽快颁布实施《全民义务植树条例》,制订和完善义务植树的地方性法规。   （朱昌俊）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