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以来，一年7个月的时间里，山西全省共调“下”领导干部2036人，其中，调整不胜任担任现职139人。在这139名被调“下”的干部中，94人或因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或因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出现较大失误，能力不足，年度考核不称职等，被免职或改任非领导职务。（5月27日 人民日报）

领导干部“下”的原因，大致分为因违纪违法、问责免职的“必须下”，任期届满、年龄到点的“自然下”，以及不宜担任现职的“应该下”三个方面。然而在现实中，“必须下”“自然下”的比较普遍，“应该下”的则比较少见。究其原因，不外乎对“不胜任现职”的考核评价不够精准、问责机制相对缺乏，在奉行中庸文化的部门单位，对“应该下”的现象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纵容该下的不下，对机关文化的破坏性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站的站，干的干，站的给干的提意见”，“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得越多越容易挨批评、越容易犯错误”等等意见看法，传递的是一种消极情绪，迟滞着工作的推进，消减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因此，破解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应有之义。2015年7月中央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及各省市先后出台的实施细则，便是为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提供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