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没有开回家，无人知道应该没问题。就是这样的侥幸心理作祟，让自己栽了跟头。”近日，贵州省思南县孙家坝镇党委副书记、镇长田永逸在谈到自己违纪问题时仍后悔不迭。（8月16日 中国纪检监察报）

“经济”一词看似与田永逸这样违纪者并无关联。事实上，任何违纪行为都免不了一场内心的博弈，与其说违纪行为是心存侥幸，不如说是“权衡利弊”后结果。所以，我们不妨从经济角度出发，来探寻违纪者心存侥幸的真正原因。

在经济活动中，当收益高于成本，商人就会趋之若鹜。违纪者内心的博弈也是如此，当违纪收益大于违纪成本，违纪行为自然就会发生。然而，作为监察部门，难以控制违纪收益，因此，要消除干部违纪时的“心存侥幸”，关键在于提高违纪成本。对于违纪成本一词，并没有专门的解释，笔者姑且将其分为行为成本、惩处成本、定罪成本和心理成本。

对于行为成本，就包括了为进行违纪行为所耗费的精力和行动力。在公车私用中，领导干部一句话就能实施违纪行为，显然行为成本过低。要提高行为成本，就必须完善行政流程，将权力运行制度化，增加违纪行为所付出的行为成本。如此，妄图违纪者就难以轻易实施违纪行为，违纪现象自然就会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