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凡事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互相扯皮，无人负责的官僚主义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阶段，苏联上上下下到处都弥漫着遇事拖拉，互相推诿，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习气。如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就有人提出了新的世界科技革命问题。起初，上面不准提科技革命这个词，后来由于下面一再反映，苏联领导人也开始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是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四大的报告中提到了科技进步问题。大会后，政治局决定1973年召开一次专门讨论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为此，成立了一个由三名苏共中央书记（基里连科、多尔基赫、索洛缅采夫）为首的专门委员会和起草小组。这个班子奋斗了几个月，最后写出了一份130页的报告，报告于1973年5月上交基里连科等书记。据说由于报告中有的地方涉及经济体制问题，政治局中有人表示反对，结果报告上交后便无下文。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在清理他的文档时，才在他的保险柜里发现了这份报告。到1985年下半年，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中央才召开一次讨论科技进步的专门会议。

 

官僚主义发展起来后，任人唯亲和权力私有化、以权谋私很自然地发展起来了

 

在苏联，以前党的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和经济界领导人大多数都来自业务能力表现突出的普通民众，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精英的增补通过特殊的选拔和培养干部的系统，即高级党校、团校、工会学校、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进入这些学校只能靠有影响的官僚的推荐。评定直接取决于领导们个人喜好和政治考虑，业务素质很少被考虑，正直性和原则性通常最有可能成为升迁的障碍，许多地区同乡关系和裙带关系发达。长官的子女和其他亲属独立生活后一开始就处于特殊的地位。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毕业于一个航空学院，开始投身战争时只是一个20岁的上尉，战争结束时已是一个24岁的中将。1947年从东德调回莫斯科，尽管这时谁都知道他是个“酒鬼”，却仍当上了莫斯科军区的空军首脑。据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回忆，他无所不为，“没有什么特权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为军区高级官员，有权支配大笔款项。在斯大林身边工作的像警卫长之类的大员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全都为自己修建了乡村别墅，坐着政府的汽车，过着像政府部长甚至像政治局委员那样的生活”。

 

尽管勃列日涅夫的儿子也是个“酒鬼”，但还是当上了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从一名普通警察很快成为内务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的儿子安纳托里，在美国和加拿大从事了一段时间的科学研究后，突然调任驻华盛顿公使衔参赞，后来派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任公使衔参赞，再后来被任命为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尽管当时他对非洲问题一窍不通。

 

1962年5月18日的《乌克兰真理报》报道，哈尔科夫的一个家具厂的厂长，在工厂中附设了一个地下针织车间，进行投机生产。这个厂长有几个老婆、几辆汽车、几所房子，并且是赛马场上的大赌棍。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政20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有14人之多。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与多名高级干部勾结，虚报棉花产量100万吨，从国库骗取收购资金。渔业部、贸易部、食品工业部、太平洋舰队的300多名干部联合起来走私黑鱼子酱，造成国家几百万卢布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