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钢听闻有人举报，不是“内自省也”，认真检视自身行为是否触犯了党纪国法，却明目张胆地表示要“单挑”举报人，此举不仅仅是对监督的抵触，更是种赤裸裸的威胁。事实上，徐钢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据报道，2008年底，因徐钢的朋友与一蔡姓商人有经济纠纷，徐钢就指令有关部门以涉黑、涉嫌非法经营公开调查蔡姓商人。他的奇葩言语，其实是对这种悖逆法治正义做法的顺承。同样，“正气凛然”的杨卫泽也没笑到最后，当初的豪言壮语也成了坊间笑料。

 

　　本质上，这些贪官的“言语腐败”无论是斥人还是自辩，普遍都倚仗着权力的威势，其共同特性就是恣意狂言，罔顾法治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部分官员的大言炎炎，特别是“言语腐败”，都该被视作按图索骥的反腐线索，引起有关方面重视。

 

　　当然，一些官员的“言语腐败”也与现实中群际话语权不平等有关系。有些官员凭借先天充裕的话语权，可以随意改变词语的涵义，甚至指鹿为马、操纵人心，“冠恶行以美名，冠善行以恶名”；而一般公众出于良知奋起举报，却常被污名化和遭打击报复。这种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扭曲畸变，也在滋养着“言语腐败”的生成。

 

说到底，一些官员“言语腐败”的大行其道，与经济腐败一样不容忽视，它产生的负面效应绝不止于舆论影响，还有对法治精神的踩踏，对民间抑制着的正义的戕害。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说的，“当我们发现我们都是真诚的，当我们的官员不胡言乱语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界，其行为都会有一些改变”，而这种改变的根本，就指向对法治规则的尊崇。   

 

（来源：新京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