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爱军来源：学习时报字数：2853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执政话语实现了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历史性转型，提升了自身的解释力和吸引力。并且，以“建设”为核心的执政话语内部也存在着变迁，不断实现从基于发展实效的话语向基于实现“美好生活”的价值话语的转变。
　　基于发展实效的话语建构
　　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世纪之交，该阶段执政话语创新及其建构的特点是：立足工具理性层面，以经济发展为基点，建构“生产力发展”话语体系，着力于对党的经济绩效合法性的认识和论证。
　　韦伯指出，现代世界日益走向合理化，工具合理性支配着包括精神文化在内的整个世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祛魅”的时代。1978年以后，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一个“祛魅”时代，意识形态不断世俗化和工具合理化，其展现形式是中国式的，即“生产力发展”话语的塑造与宣传。除了社会转型、现代性的合理化趋势，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心转移也是生产力话语凸显的重要原因。大致说来，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革命型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借助革命理想和整体主义价值观培育民众的认同，但它毕竟是一种基于价值合理性的认同，不具有“利益”的实效支撑。在世俗化时代，执政合法性必然要转向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建构也必须围绕经济绩效合法性展开。
　　“生产力发展”话语成为这一阶段执政话语创新的中轴，党的理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其理论成果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
　　“实践标准论”。通过确定实践标准，破除革命教条主义；以功能思维取代传统的“定性”思维。被传统意识形态判断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由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而在功能思维下具有了合法性。
　　“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论”通过对中国国情的“定位”，破除了套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设想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合法性。生产力落后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党的执政话语建构要围绕中国现实和“中国问题”而展开，而不是以共产主义社会为蓝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