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贵有备”。中国传统战略智慧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突出的预备观念。《周易》中就有“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箴言（《易经系辞下》）。《司马法》明确指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先哲从无数惨痛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军队可能“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鹖冠子近迭》），因而主张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始终保持国家安全上的警惕性，“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吴子料敌》）；而且要针对可能的安全威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待也”（《孙子兵法九变篇》），“无备，虽众不可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尚书说命中》）。明太祖朱元璋曾经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此做了鞭辟入里的论述：“人孰（谁）不曰：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彻（撤）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彻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明太祖宝训》卷六）
　　三是“求全胜”。中国传统战略智慧对待军事和战争问题，从来都不简单地就事论事，或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看问题，而总是首先从国家整体利益的高度进行审视，把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追求“安国全军”（安定国家保全军队）的“全胜”目标。这种宏大的战略视野使先哲看到，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手段，必须将之与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因素相结合进行综合运用，相辅相成，才能够达到良好的效果；单纯依恃武力或简单地使用武力，其结果往往是破军疲国，使国家陷入四面楚歌的危机。中国古人把军事和战争手段称为“武”，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非军事手段称为“文”。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在当代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与硬实力”理论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家其实就已经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文武并用、刚柔相济的明确主张：“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三略上略》）因此说：“文武并用，长久之术。”（《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只有可持久的胜利才称得上是“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