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其实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李鸿章会有这样的“裱糊匠”心态也不难理解。当他开始办洋务的时候，李中堂就已经是大清平定太平天国的“中兴名臣”，官居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肃毅伯了。对像李鸿章这样已经位极人臣的大员来说，改革不是他起家的事业（他是靠镇压太平天国发迹的），也不会给他带来多少新的利益（到甲午战争前，洋务运动顶峰时期，李鸿章的官爵也没有比洋务运动前大多少）。当李鸿章走上洋务运动之路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不再需要更多的功业，而只是需要维护自己已有的功业和利益。当然，这并不妨碍他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改革措施，例如办个学堂、买艘军舰、建个兵工厂之类，因为李鸿章明白，大清这间房子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如果连这些“东补西贴”的裱糊匠工作都不做的话，不需要什么大风雨，房子自己就塌了，那时候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他这个中堂大人还怎么做下去？然而，一旦“纸片糊裱”成了“一间净室”，看起来能过得去了，这些既得利益者们的改革动力就会急剧减退，正好此时改革又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得过且过的做法自然会成为洋务派的首选——能应付过去就行了，深化改革有什么必要？只会得罪更多的人，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改到了自己的头上。不如就此打住，再顺便塞点自己的私货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