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者们，就没有这样的既得利益者心态。这其实也很好理解。1865年，当42岁的“中兴名臣”李鸿章建立江南制造局时，明治维新的三杰——30多岁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都只不过是偏居日本西南一隅的地方政权中的小小藩士，而在甲午战争中成为李鸿章对手的伊藤博文则资历更嫩，还只是个25岁的小毛头，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比功业、比资历、比势力，这些人都远远比不上李鸿章。虽然这些人在倒幕运动中崭露头角，成为明治政府的新贵，但明治政府与幕府之间不到一年（除了在北海道的少许残余战斗外）的戊辰战争规模十分有限，谈不上什么大功业，也没法给这些年轻藩士们带来多少势力和利益。如果不能找到新的事业来证明自己，这帮暴发户们的地位仍然是岌岌可危的。然而，正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功业，所以他们必须要以改革为功业；正是因为这些人还没有自己的势力和既得利益，所以他们在改革时才能够毫无牵挂，勇往直前。对李鸿章们来说，改革只是自己功成名就后的锦上添花之笔，有固然好，没有问题也不大，而一旦有可能影响到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更是要赶紧刹车，悬崖勒马。而对伊藤博文们来说，改革则是自己的生命线，改革成则自己成，改革败则自己败。这两种不同心态的人搞改革会有什么差异，最后导致何种不同的结果，自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改革就要与所有既得利益的当权者为敌。除非不要改革要革命，否则这是极不明智的行为。戊戌变法中的维新派就是一个例子，康有为上来就先砸公务员们饭碗的行为和“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的狠话，把维新派几乎搞成了朝廷公敌。然而，改革可以而且应该争取既得利益者中立，甚至作为盟友，但不可能指望他们成为改革的依靠和中坚力量，毕竟，希望人们自己革自己的命是不现实的。改革需要依靠的是那些不受既得利益干扰，真正能够把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同改革的成败、国家民族的兴衰捆绑在一起的新生力量。
　　拨开120年的重重历史迷雾，跳出定远和镇远究竟有几颗爆破弹的技术争拗，应该依靠什么样的人来搞改革，可能才是甲午的历史给我们的最大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