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们“卡住”国务院已经讨论通过的政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中央政令的具体执行者，很多政策都必须等他们“会签”之后才能向前推进，即使中央三令五申要求简政放权，这些人依然留有行政惯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处长们在落实政策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筛选、截留信息已成为一些人以权谋私的手段，他们不愿意放弃寻租机会，只要对自己、对部门不利的政令，都容易被他们软抵制。

　　从封建社会的“胥吏擅权”现象，到如今一些人吐槽的“处长治国”，不被约束的权力无论大小都会作乱。要增加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就必须打通“处长治国”的“中梗阻”。不过，总理之怒只是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提上台面，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讨论，真要破解“处长治国”问题，关键要做好依法治权的文章。

　　“处长把关”卡住中央好政策，充分说明简政放权工作没有到位。因此，要破解“处长治国”的困境，首先要规范权力运行程序，推进行政审批流程再造，将处长们的权力清单晒在阳光下。只有以严格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为处长们行使职权划定清晰边界，对处长手中的权力进行清理和规范，才能避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扭曲为处长们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和某些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

　　其次，“处长把关”卡住中央好政策，既是作风之弊又是腐败之症，要从作风建设和反腐的高度进行防治。一种现象长期存在并不代表一定合理，纵容“处长治国”势必败坏政治生态。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到要治理“为官不为”，李克强总理最近在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再次强调，要对庸政、懒政坚决问责。对那些不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处长，要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此外，要解决“处长把关”的问题，不能只盯着处长这一级，而要从制度设计的层面考虑。因为文件运转程序繁冗和机械，一些地方曾出现红头文件每下达一级则多一层“关于转发……的通知”的现象，成为社会笑谈。在倡导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今天，政府部门的行政方式也须突破窠臼。

　　身处“互联网+”时代，那种带有形式主义色彩的文件运转制度，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适当优化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