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整顿吏治的问题上，“明主治吏不治民”成为后世统治者的共识，并随着治国理政经验的积累而不断丰富。后世王朝基本沿用了在实施礼义教化的同时强调实行法律手段，讲求综合为治。治吏的法律既蕴含着法家依法治吏的思想理论，也包含儒家依礼治吏的思想内容。

　　诸葛亮曾经提到：“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终于邦城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也。”唐太宗主张：“致安之本，惟在得人。”“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需慎选。”

　　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元末官场腐败，严刑贪墨之人，推行重典治吏。重典治吏可谓重矣，然却没有带来他理想中的吏治，“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无奈乎“朝杀而暮犯”。集三十年施政经验，他在晚年对自己重典治吏、法外加刑进行反思。以“法外加刑”“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来告诫后世子孙。强调一味的严刑只可收一时一域之效，却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吏治问题，进而主张明礼多劝官，定律以绳顽。将礼法并用、宽严相济视为长策。清仿元“以汉法治汉地”，为国取材不拘一格，选贤任能不分满汉。

　　经过历代思想家、政治家的传承与发展，“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治吏思想在“礼法并用，综合为治”的框架下不断完善，进一步系统化，成为中国古代治吏思想的重要内容。（2015年5月4日《北京日报》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