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看法，是世界观在民族问题上的反映。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几千年来，众多民族共同生活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逐步形成和不断丰富了中华民族观。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求我们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准确把握中华民族观的内涵与基本特征。本文从典籍考证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对此略作梳理。

民族一统。中华民族观首先强调民族团结、民族一统，这是其一大特色。例如，《汉书》在分析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了民族一统的结论。在《汉书》中，班固非常赞赏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董仲舒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班固的“大一统”思想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皇朝统一”，二是“民族一体”。“皇朝统一”，就是地方统一于中央，地方与中央之间要保证一致性；“民族一体”，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要和睦统一。当时的天下，主要包括海内和四海两个部分。海内就是如今的中原一带，主要为汉族人居住；四海为边区，主要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海内与四海合为一体，也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要和睦统一。

民族同源。强调各民族同根同源，也是中华民族观的特点之一。司马迁在《史记》开篇中就对华夏民族本一家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认为无论华夏还是夷狄都是黄帝的后代。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司马迁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在《夏本纪》、《周本纪》中，他也对类似观点进行了阐述，认为夏、商、周都是黄帝的后代。司马迁的这些记述和思想，成为“炎黄子孙”概念的最早来源。班固在《汉书》中也认为，汉族与少数民族同源，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并进一步完善了司马迁关于华夏与夷狄同一祖先的思想。

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观深深根植于民族认同之中。历史上，执掌中央政权的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历史、地理环境、风俗习惯、当地民族政权与汉族中央政权之间的关系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主动了解，对少数民族并没有抱着“我存你亡”、“非此即彼”的排斥心态和极端态度，而是在文化上、政策上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包容。在收服少数民族政权后，汉族政权通常采取怀柔政策，保持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习俗，仍任用少数民族官员管理民族地区。元、清少数民族在执掌中央政权后，对于汉文化也没有采取肃清政策，而是借鉴和学习汉文化，模仿汉族政权而建制。这种情感、文化、制度等方面的互相认同和包容，不断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和民族的多元性。

民族平等。历史上关于民族平等问题的讨论，起于“华”“夷”之辨。孔子声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后来的学者们在划分华、夷时也强调“行周礼者为华夏，拒周礼者为夷狄”，认为除了时空的差异之外，不管华夏还是夷狄，合乎传统礼节是最重要的行为标准。儒家另一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了“从变从义”的观点，认为夷夏之分不但要以礼义为标准，而且要视情况变化加以界定，无论夷狄还是华夏中央政权和诸侯，当其行为违背礼义时，就必须“夷狄之”；当其行为符合礼义时，就可以“中国之”，这就叫“从变从义”。总之，在先哲看来，汉族和少数民族各有优势和劣势，“华”“夷”也只是文化的不同而已；各民族之间不存在种族上的优劣和高下，都是平等的。当前我们发展民族文化，最基本的就是坚持民族平等，尊重、保护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习俗、传统。

                                                                                           （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