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削弱了宰相的职责与权力。就唐代而言，宰相的职责由三省承担，各自履行法定的权力，三省长官即为宰相。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一项政策或命令发布与实施，都严格按照程序进行：首先由中书省决策，起草诏书，经皇帝批阅画敕后，送交门下省审议；经门下省复核同意，诏书方可生效；门下省若反对此项诏书，即将原诏书批注驳还，提交中书省重新拟定。每一项诏书或命令，均由中书省起草，必须由门下省审核副署，才能送尚书省执行。由此可见，所谓“圣旨”（诏书），并非代表皇帝的个人旨意，而是宰相集体智慧的体现。这样，宰相拥有决策权和执行权，皇帝只是行使拍板或否决权。范质等人做出了谦让，宰相的职权随之削弱，于是“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也就是说，宰相的决策权主动被放弃，只是充当皇帝的“通信员”，凡事只将情况向皇帝汇报，然后听凭皇帝决断，“取旨”执行而已。由此形成惯例，导致宋代以后宰相的职权不断弱化，以至于愈演愈烈，到明太祖朱元璋时，宰相职位干脆被取消。所以，后世学者批评范质等人不识大体，严重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