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亦有这方面的论述。他说：“君主如果任用道德高尚、才智超群像圣人那样的人做大臣，那就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王者；如任用能够建功立业的人做大臣，国家就会强大；任用阴谋篡权之人做大臣，国家就会陷于危险；任用阿谀奉承、阴险狡诈之人做大臣，国家就会败亡。”

唐太宗深知“亲贤臣远小人”的重要性，将此视为“为国之要”。他说：“国家动乱，没有不是因为任用了奸邪小人；国家太平，没有不是因为任用了忠臣贤人。任用忠贤，就能享受天下太平之福；任用小人，就要遭受天下动乱之祸。”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对谏议大夫褚遂良说：“你是负责皇帝《起居注》撰写工作的，不知近来记录我所做的事如何，是好事还是坏事？”没想到褚遂良一点面子也不讲，他回答道：“设置史官编录《起居注》，国君做的事必定记录。既然做好事必须记录，那么有过失也不会隐瞒。”唐太宗并不是昏君，他明白要想在史书上留下个好名声，首先是要自己做得好，于是说：“我现在经常注意努力做好三件事，也是希望史官不至于记上我的坏事。一是借鉴前代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做事的规矩；二是提拔任用贤人，共同做好治理国家的事情；三是排斥不用小人，不听谗言。我可以坚持这些，始终不变。”我们可以看到，唐太宗所说的这三件事中，第二件、第三件概括起来就是“亲君子远小人”。对于这一思想，唐太宗并非偶然一说，而是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