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白领们“逃离北上广”之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用脚步做出了更为准确的选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珠三角等沿海城市有大量农民工因订单而失业，事实上，不少失业的农民工仍“滞留”在城市。彼时，不少专家学者将之归因为新生代农民工没干过农活、吃苦意识差、爱挑剔云云，但此类“弊病”不过是人之本能，并未能真正解码新生代农民工恋栈城市的真实动因。而今，当白领们无法忍受二三线小城市的“寻常生活”时，社会对“逃回”与“留恋”的反思才较为接近事实的本来面目。

 

    农村或小城市之“小”，不在于没有高档商场、KTV，也不在于马路与大楼的区别，而在于其间的隐性成本与价值状态。一者，农村虽然有厂、有企业，“托人说说”就能揾工，但也正因为一切靠熟人规则成事，很难找到能实现梦想的星工场；二者，公共服务差强人意，创业或办事的权力成本过高，而低效率、无责任的乱象又无法通过“公共监督”或“投诉”的方式加以纾解。相对而言，大城市是在办事、农村是在“理人”——前者程序可稽，后者则有较大的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