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即便是当时培养出来的一代科学大家，也可以从他们早年求学经历中找到私塾教育的轨迹。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乃钱穆之侄，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杨振宁幼时在厦门上过私塾，背过《龙文鞭影》等，后在清华上初中的暑期，时任清华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先生特地请了清华历史系的一位高材生教他《孟子》，花了两个暑假才把一部《孟子》讲完。无独有偶，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原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高锟，从小在上海长大，每到寒暑假，其父专门为他请一位家庭教师，指导他读《论语》、《孟子》，还有《古文观止》，并且都要背诵。

 

    今天，很多人质疑：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培养不出如民国那一代的大家？那是因为，20世纪上半叶新旧并存、活泼多元的教育格局，为他们这一代人提供了后来者再也不可能有的黄金时代；而新旧、中西两种教育的交汇融通，也奠定了他们日后成为一代学术大家的深厚根基，更熔铸了他们独特的精神气质和襟怀。

 

    任继愈是最后一代完整接受过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学者。他6岁左右入私塾开蒙，9岁进当时济南市省立第一模范小学。后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念书，1934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教授。在他生前，笔者曾与他有较多交往。从任继愈先生身上，笔者真切感受到一代儒者的精神风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厚德载物，君子以自强不息”……而这样的精神气度，在当今学者身上已鲜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