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提出要抓好重大突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施和调查处理结果。（8月3日《新京报》）

 

于一个公共社会而言，重大突发事件会否演绎成声势浩大的公共事件，有时并不取决于事件本身的危害或范围，反倒很容易受到群体心理与传播程序的影响。这些年，从山西地震流言到成都公交车纵火案，从昆明螺蛳湾事件到兰州石化爆炸风波，从赤峰水污染事件到渤海湾溢油事故……一起起重大突发事件中，既有妥善应对的经验，也有迟滞被动的教训。可以说，信息发布的及时与否、权威与否、真诚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事件本身的走向。

 

及时是公共信息发布的第一要义，如果重大事件都靠历史的尘埃自然“解密”，暧昧的真相就会发酵或异化出诸多传奇。这是一个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摄像头，个个都有麦克风，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引发公众关切，瞬间就会形成舆论场。这个“场”容不得你慢慢研究、迟迟权衡，只有在“速报事实、慎报原因”的迅即应对下，才能第一时间让舆论“安心”。

 

权威是重大突发事件发布的主要通道。在微博、微信等架构的传播新秩序下，碎片化的真相与集群化的流言都有了更深沉的土壤。2010年2月21日凌晨，有电话、手机短信传播山西某些地区在21日2时至7时有地震，事后并没有地震发生，但由于没有省、市一级的政府部门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各地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公共事件中，在谣言之后的关键期，各色信息往往蜂拥而出，公众在筛选与甄别的时候，因为找不到权威出处，无从下手，只能遵从“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自保逻辑，将事态想象成更为恶劣、惊悚、不堪的一面。正如专家所言，“在新媒体技术引爆资讯革命的今天，任何涉及危机事件的部门在第一时间内的一举一动，都将成为外界评判组织处理危机的主要根据”。沉默的作为、无声的应对，很容易被公众解读为不堪的内幕或暗箱在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