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进城”路远非坦途。户籍制度的门槛、用工制度的壁垒、利益呼声的沉没、讨薪历程的艰难、社会歧视的冷眼，有形无形地把“异乡人”推向城市生活的边缘地带，造成了“社会拒人、权利亏人、心理贬人、文化伤人”的“社会排斥”现象。

 

　　排斥造成隔阂，更给社会留下深深的裂痕。社会学家对此不无忧虑地指出，“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在世界视野中，主要工业化国家也经历过这种社会治理进程。从普遍采取“关门政策”到有序开放、从全面排斥到促进融合，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现在也纷纷致力当好“裁判者”和“服务员”，协调好不同民族、不同来源地居民的利益，解决好不同诉求、不同文化的社群矛盾。这对我们不无启示和借鉴意义。

 

融合则和谐，排斥则俱伤。从这个意义看，中央提出“协调社会关系”，要求把“加强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作为重要内容，并注重“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在南粤大地，一部名为《外来媳妇本地郎》的电视剧持续热播。这个汇聚不同人群，充满利益冲撞、文化冲突的故事，其实是大流动、大变革时代的一个生动缩影。尽管过程曲折，但总能在冲突与转化中实现交融，在泪与笑中展现人物命运的欢喜结局。我们的社会发展，会成为这样一部令人心动的“大戏”吗？这需要从社会管理者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协力创造和呈现。  （詹勇）

 

（来源： 人民日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