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问题恰恰出在这过于沉重的溺爱。汪母的心理和做法，和许多父母一样，“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宁可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给孩子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这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凡事都应有度，量力而行，并且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长。一般的家庭条件，高昂的留学消费，五年的漫长时间，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母亲把生活的艰难全扛在肩上的同时，也消减了儿子体验人生、认识社会、感知责任、磨练意志的机会，缺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样的成长课程的修习，造成自理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非常脆弱。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溺爱，忽略了孩子心灵世界的塑造、心理问题的解决，而学校教育，也往往以考试成绩、升学率为指挥棒，对心灵成长、人格培养重视不够，从而出现了不应有的空白。汪某高中毕业之后就去日本留学，这样一个尚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孩子，一方面身负学成归来、光耀门楣的巨大期望，另一方面也要面对适应异国生活、融入当地社会的艰难，加上日本经济不景气、地震海啸的冲击，其心理的紧张焦灼可想而知。

 

　　据了解，汪某在读大学之前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去日本第三年开始变得压抑孤僻，尽管他是否存在精神疾病仍需等待司法鉴定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但就已经披露的案情而言，可能存在调试心态、控制情绪等方面的心理障碍。而遗憾的是，母子之间一直未能有敞开心扉、解开心结的交流沟通，这就使得消极情绪一直处于积累状态，成为一颗可怕的“定时炸弹”，汪某拔刀向母之时，就是这颗“炸弹”的启动之时。社会学家说，溺爱和棍棒都出不了孝子、才子。不少类似案件也一再说明，爱不是罪过，但畸形的爱、糊涂的爱、错位的爱，往往是悲剧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