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话，除了马路上、自己家里以及公共场所的部分吸烟区外，广州烟民的生存空间遭全面压缩。

 

　　然而笔者昨日下午走马羊城发现，公共场所的控烟执行情况仍然不甚乐观：在笔者走访的10个餐厅、饭馆中，9个餐厅的餐桌上都放置了烟灰缸；而在有吸烟者的公共场所中，比如餐厅、网吧、公园、游乐场，均没有场所管理者出面劝阻吸烟者。

 

　　当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办公室。虽然昨日是法定公众假期，但一些行业仍坚持加班加点，但笔者在一国企和一事业单位中看到，加班的烟民仍然大模大样地在办公室内抽烟，而不会到走廊或到开阔的平台。

 

　　“你的领导在那吸烟，你敢举报吗？退一步，你的同事在那吸烟，大家平时都在一起工作，你好意思举报吗？不要说举报，就是劝阻，一次两次还好说，他一天要抽一包烟，你能劝阻多少次？！”某国企一名员工说，昨天他所在的办公室一名同事就一直抽烟，他碍于“情面”只能选择“哑忍”吸食二手烟。而笔者了解到，除了管理比较严格的外资企业外，大部分民企、国企和事业单位的禁烟主要靠的是员工自觉，同事与同事之间，领导与下属之间往往无法出“禁令”。

 

　　受广州市控制吸烟协会委托，对94个公共场所进行调查的广东药学院分析人士指出，与公共场所禁烟令相比，由于室内工作场所的人群比较固定，吸烟者与吸二手烟者并非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相见不相识的陌生人关系，而是平级、上下级和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后者人群间关系的复杂性和亲密性决定了监督和执行方面的难度。“监督是法律执行的重要保证，离开了有效监督，法律实施在许多时候就成了纸上谈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