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政府职能错位。“城市”大体上有两种不同的来源。我国城市大多是从“城”即“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而其他国家的城市大多是从“市”即市场发展而来的。一般而言，市场自发地使得城市的空间布局趋于合理化，形成了相关行业支脉繁多、关系密切的金融业集中在大城市，行业间关联度不高的制造业集中在既能发挥专业化的集聚效应，又能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小城市的格局。而在我国，政府在城市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规模愈大的城市行政级别愈高，支配资源的权力愈大，行政级别愈高的城市也就有更大的权力动用资源来扩大城市规模。这种体制推动了近年来风起云涌的摊大饼式“造城运动”。

 

　　为了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效率，我以为应当采取以下的措施：一是改革地产制度；二是改革财政体制，包括改变层级制的城市结构；三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

 

　　（本报记者刘先云根据10月13日作者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发言整理）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