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对于拐卖儿童的定罪问题，有人表示，全部判死刑并不符合刑法常识，就拿最严厉的故意杀人罪来说，最高可以判死刑，最轻可以三年有期徒刑；还有人担心，如果不分情节轻重一律“死刑伺候”，那些犯罪情节轻微的人很可能会不惜犯下更可怕的罪行，这样反而对被拐卖的孩子不利。

　　再比如，丈夫田某是否“正当防卫”，以及能否免责，关键要有说服力的证据。而根据温州中院6月18日的情况说明，田某“为报复而持刀砍击张某的行为，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立法的时候，“法不外乎人情”，但执法的时候，却应当“法不容情”。正如有律师所言，“以暴制暴”砍死强奸者即使再“可以理解”，也是非理性、非法的。如果允许一次“以暴制暴”，就有更多的“以暴制暴”，长久以后，所有人的安全都得不到保证。

　　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与情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在社交网络时代，点个赞很容易，转发也是举手之劳，但我们的判断力在哪里？如果只是由情感驱使，善心未必能结出善果。正所谓一事当前、先问真假，“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的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就拿这次讨论的这两件事来说，许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我国刑法对拐卖儿童，最高刑本来就有死刑的规定，实践中也有过先例；对现实中的“特殊防卫”，刑法也有着明确的界定。

　　信息过剩、理性稀缺，这是今天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面对热点事件，我们每个人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面掌握信息，也不可能熟知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越是在这个时候，越需要媒体绷紧伦理之弦，不能为了商业利益，不负责任地转发煽动情绪的东西，或者出于某种目的剪裁信息，看似十分关心，实则漠不关心；看似充满责任，实则毫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