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反腐行动的升级与“老虎”被打，有关“寒门子弟”是否适合当官的话题，被再度热炒。郭伯雄、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万庆良、刘志军等等，这些寒门贪官已成镜鉴。寒门之于官场，就像凤凰男之于婚姻，大有被舆论污名化与恶俗化的趋势。我们应当警惕这种不负责任的概念链接与标签化，若长此以往，这种标签化的认知或成为一种新的歧视，变为阻碍阶层流动的新壁垒。

　　正因有这样的危险，有必要厘清寒门子弟之于官场的关系，搞清楚谁是影响畸形化的关键变量。

　　即便从统计学角度讲，作出“寒门子弟不宜当官”的判断也是不负责任的。一些人之所以愿意接受这种结论，只是因为被查出的高级别、轰动性的反腐案例中有不少寒门子弟。这是否就意味着寒门子弟为官非善类是大概率事件呢？并非如此。至少从公开资料看，我们很难掌握某一层级或全体官员中哪些是寒门、富二代或者官二代，进而也不能确定不同阶层贪腐者的比例问题。所以，“寒门子弟不宜当官”的判断是不严谨的，有哗众取宠之嫌。

　　因此，也就无须拿寒门子弟中的众多官场杰出者作为反驳的论据，以证明其错误了。其实，饱受偏见对待的不只有寒门子弟，“官二代”与“富二代”同样如此。舆论天然地产生对其仕途晋升的“合理想象”，“福与贵”似乎成了这个群体的原罪，轻易抹杀了其间的个人努力。

　　以对群体性偏见来审视这一问题，容易误入歧途，混淆真问题与假问题，应将问题放到官场这个复杂的系统内审视，因此政治生态就成为关键因素。这对于一个初入官场的年轻人尤为重要。好的政治生态可起到蹲蹲苗、打基础的好作用。所以，习近平才会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政治生态的建设也才会成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