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咎辞职”制度从无到有、从无形到定制，见于相关规章之中。不久前修改的疫苗条例也增加了“引咎辞职”的规定。引咎辞职，旨在丰富干部问责手段、涵养官员道德感，无疑具有进步意义。然而，相关制度并未完全定型，执行过程随意性较大，制度效用不确定。一方面，在制度上，何种情形属于“咎”、“咎”到什么程度必须“辞”、“辞”到哪一层官员等等，相关规定不够明确、缺乏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在执行中，由于缺乏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后续管理，让这些人的去留成为难题。现实往往如人所见，引咎辞职成了少数“有咎”领导干部的“避风港”，待到风平浪静，这些干部便悄然复出，甚至得到提拔。相沿成习，不但与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官员引咎辞职之后必须退出公务员队伍有差距，亦令此项制度功用大打折扣。

 

　　因此，一旦发生严重后果或影响恶劣的事件，问责就要真问。除了出于官员个人自觉的引咎辞职之外，责令辞职、免职，乃至行政处分的撤职、开除，都该成为问责“标配”。而且，不能再上演复出戏码。这样，干部问责、行政处分的“高压线”才算真正“带电”，也才能真正警示后来者。   （连海平）

 

（来源：京华时报）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