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警民冲突事件屡屡上演，大到雷洋事件、庆安枪击案，小到公民在街头遭遇警察盘问等等，都激发了舆论的涟漪。舆情给人留下这种印象：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度正在下降。近年来，相关部门出台多份文件以规范警权，正是对这种印象的回应。

舆论在警民冲突中质疑警察，习惯站在冲突的另一方，有着某种必然性。警察是公权力的代表，当其与个体产生冲突时，双方强弱对比是很明显的。至少在事件真相未明之前，公众更倾向于同情或是相信个人，这不过是一个正常社会面临权力与权利冲突时的一种正常反应。在冲突中警方“不被理解”，大可不必感到委屈，因为这是由自身的角色性质所决定的，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存在“偏见”。

执法冲突呈多发趋势，以及舆论对警察形象多有负面认知，归根结底，还是源自执法的规范性不够。而这一点，首先表现于警察执法边界与权限的模糊。“城管警察”“拆迁警察”……警察的强势地位，难免招致反弹，甚至衍生出执法的合法性危机。而这样一种执法生态，必定以损害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为代价。一来，警权扩张引发社会紧张；二来，执法权限的扩张，令执法行为暴露在更大的失控风险中；此外，警权界限不明，也表现于“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瞎用力”。

警权强势不只体现在其在日常社会管理的无远弗届，更因为在目前的司法体系中，警察权有着超出其应有分量的权力比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在剖析浙江张氏叔侄冤案时就指出：“(警察、检察院、法院)三家的关系，目前是公安机关比较重头，公安机关对案件进行侦查，法院或检察院是很难推翻的。”警权在司法体系中接受的内部制衡远远不够，由此产生的冤案，自然提高了警权自损公信力和被污名化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