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承认，党委有强大的政治、组织优势，具有其他主体无法比拟的社会动员能力和统筹协调功能。在当前许多工作由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制度安排下，各级党委要把领导社会管理工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像经常分析经济形势那样，经常分析社会形势，科学制定社会管理政策措施，支持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引导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提高引领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能力。尤其是要提出符合本地实际的社会管理时间表和任务书，每个发展阶段都要有侧重点，如劳动力输出地区做好农村留守人口的管理和服务，发达地区侧重公民的自我管理和服务，经济正在起飞的地区关注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群众利益矛盾突出的领域。

    政府负责，主导做“服务”。政府要“做细”，按照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的要求，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强化社会管理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满足公民多元化的需求。特别要通过法律法规和“三定方案”科学界定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职责任务，确保形成运转协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合力。现代管理学理论认为，目标一致、激励相容和信息对称是影响管理绩效的主要因素，其分别回答了“想不想管”、“能不能管”、“会不会管”的问题。市场机制是人类社会已知的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通常比政府直接干预更为有效。政府负责供给而不是生产公共服务，许多外部性不强的服务种类，完全可以交由市场解决，政府着重做好监督管理。考虑到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不妨在公益性社会事业与经营性社会产业相结合的领域寻找突破口。例如上海、广州等地通过市、区两级财政出资采购服务的方式，将社区文化、家政服务、心理疏导等外包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又达到了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目的。

    社会协同，主动来“划桨”。社会要“共治”，重点是发挥好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协同作用，形成党委政府与社会力量互联、互补、互动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网络。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认为，社会建设要建设社会，但社会管理不能异化为管理社会，否则就会走上“管、卡、压”的老路。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通过对南北意大利经济社会水平的对比分析，认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发达程度是影响地区发展绩效的主要原因，因为紧密的社会关系有助于人们形成良好的社会心态，进而促进人与人互信，降低交易成本。与政府相比，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恰恰具有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优势，其可以将触角延伸到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了解公民原子化的个体诉求，掌握离散分布的个人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