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法上说，这本书又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读书笔记，是恩格斯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批判性阅读，并通过这种批判来阐明他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即恩格斯在此书1888年单行本出版序言中所说的“新世界观”。但这样反面立论、背面敷粉的写法，对习惯于当面锣对面鼓的中国读者来说，也更难适应。

    尽管如此，批读之下，出乎意料地产生了浓厚兴趣，主要原因：一是这部经典浓缩了马恩理论的诸多精华；二是与中国的现实具有强烈的观照意义。如果与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参照来读，与中国当前国情联系起来，其可投射于中国现实的内涵便更加意味深长。

        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

    恩格斯首先指出，人们对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存在严重误读，黑格尔无意于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他认为：“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状态或政治状态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想，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抗拒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

    由此，恩格斯替黑格尔澄清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误会，还原了黑格尔的完整观点：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其实仅仅是硬币的一个面，另一面意义更加重大，即凡是现实的，最终都会变成不合理的，并因此或主动或被迫地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