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对于官员复出的条件,学者就提出,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对待,经问责调查确定有重大过错并造成公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原则上不予重新任用;复出的时机选择也不应当是现在采用机械性的一年标准,而要综合去职的期限、去职期间的工作表现、个人能力和职位的空缺情况等考虑。

 

　　还有目前政策文件中提到的各项标准,例如何为"实绩突出",什么叫"符合提拔任用条件",都应该进一步有精细化的规定,便于操作,官员的复出也容易令公众释然。

 

　　接受采访的学者都呼吁,官员复出的程序设置也非常重要,须审慎设计。例如复出提名、复出的考察、复出的讨论决定、复出的公示等等,都应当予以明确,官员复出得正大光明,民众也看得清楚明白。

 

　　同时多名学者还提到,必须加强人大在官员问责和复出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的官员问责,绝大多数是上级问责下级,党委问责政府,而真正对官员的选举任命有决定权的人大并没有能够发出应有的声音。

 

　　本世纪刚刚开始起步的中国官员问责,随着一轮又一轮问责风暴的展开,已渐入正轨,而与此相伴的官员复出也正跟在后面蹒跚学步,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竹立家所言,在现代民主国家里,重大的言论失误属于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要被问责的,而我们那些叫嚣着"老百姓怎么不公布财产"的官员,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来源：北方网）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