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明指出，只找“一把手”，看似能立刻解决实际问题，但由于其往往只属于个案，解决问题后缺少必要的反思，实际上更不利于建立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的长效机制。而且，“一把手”不可能关注到所有问题，也并不是所有的“一把手”都有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意愿。所以，只靠“一把手”处理问题，体制运行的风险将被放大。

 

　　“对于‘一把手’来讲，他人过于严重的‘一把手依赖症’也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压力。毕竟‘一把手’的时间、精力都有限，什么事情都找‘一把手’的话，是对他们工作能力与意志品质的巨大考验，特别是在实行‘一票否决制’的背景下，‘一把手’也可能成为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任建明说。

 

　　邓联繁指出，相对于老百姓的“一把手依赖症”，官员的“一把手依赖症”危害更大。“为了行政效率考虑，‘一把手’适当集中权力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过度，更不能没有监督和制约。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一方面‘一把手’的权力过大；另一方面，他们所实际承担的责任又较小。所以，当务之急是从‘一把手’所应承担的责任入手，建立完善制约‘一把手’权力的法律体系，通过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方法，下大力气解决‘家长制’和‘一言堂’的顽疾，防止‘一把手’以言立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

 

　　任建明表示，如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能切实照章办事，再配合以对这些工作人员严格的日常监督，以及对他们违反规章后的严厉问责，当下如此严重的“一把手依赖症”一定能得到缓解。“党的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为我们解决‘一把手依赖症’问题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框架，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进一步推进改革的决心和勇气。”

 

（来源： 中国青年报）   （4）